民间组织与村寨治理——以陇川县城子镇上寨坝村为例

民间组织作为一种实体存在,近20多年来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一股学术热潮,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组织行为学,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但游离于基层、没有登记资格的那部分民间组织并未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该文从上寨坝村民间组织成立的社会文化背景入手,通过对其特征功能的分析和所面临困境的阐释,最后落脚到对村寨治理的思考上,以期更好地丰富民间组织研究。

海南黎族苗族传统生产生活习俗及对村寨治理的启示

本文在分析比较海南黎族和苗族的生产、生活习俗的基础上,探讨了传统生产生活习俗对现代黎族苗族村寨治理的启示。要历史性的看待黎族、苗族社会;认可黎族和苗族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剖析和理解黎族、苗族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

海南黎族、苗族、回族新型村寨治理探究

海南黎族、苗族、回族共同生活在南国海岛,经过了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延续和演变,在原生态文化上创造出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早期有各自传统的治理组织,改革开放后形成了新型的治理组织,这种治理组织具有组织机构种类多,各司其职;组织机构运行体现出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新型社会组织的权威主要来自国家影响力而非传统内生力等特点。这种治理组织逐步按照现代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运行,在实践中存在一些不足,通过构建村民自治文化,提高民主参与质量;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村民自治;规范村寨管理,依法行使权力;加强村干部的培训,提高村干部素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扶持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等措施加以完善。

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苗族村寨治理研究——以文山塘子寨为调查对象

文章在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查阅,从民族政治学视野分析塘子寨苗族村寨治理的实践及特征,总结塘子寨村寨治理的宝贵经验,以期为西部少数民族村寨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内卷化”与“去内卷化”:民族旅游村寨治理的结构、困境与路径

以“权力”为分析单位和分析视角来观察,民族旅游开发作为村寨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权力结构的重要变量,带来了诸多力量“积极”参与村寨治理,然而并没有明显改善村寨治理,而是出现了权力“内卷化”,主要表现在资本参与下的权力异化、权力依附与裹挟下的权力弱化、利益分化下的权力离散等方面。民族旅游开发的村寨治理要实现权力“去内卷化”,既要理顺各权力主体诉求的利益目标,也要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资本优势,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不断加强村民主体性参与力度,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充分合作。应当重塑国家“在场”的村寨公共性目标,强化基于赋能与赋权话语的制度供给,形成“一核多元分层”的权力配置模式,重视运用地方性知识优化基于认同和信任的村寨权力结构。

西江苗寨传统自治组织参与村寨治理研究——基于“寨老制”的发展脉络

西江苗寨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旅游村寨,"寨老制"贯穿了苗寨从原始的"化外"之地到旅游胜地的发展历程,反映着西江苗寨的社会变迁和治理的转变,目前"寨老制"以"老年协会"的形式出现,与政府和西江文化旅游公司共同参与西江苗寨景村的治理。景村互嵌改变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熟人社会中的规则被经济利益替代,传统治理权威下降,很多治理有效的功能减弱,使"老年协会"产生"名实分离"。西江苗寨景村治理需要多方主体协同治理,重点是要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的作用,减少村寨纠纷,在旅游发展中保护民族文化,促进苗寨的可持续发展。

边疆民族地区村寨治理中的文化资源——以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傣族村寨为例

边疆民族地区作为一个特殊区域,其村寨治理更具复杂性。要实现村寨的善治离不开文化的支持,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凝结剂,它不但可以产生团体归属感,而且可以成为人们互动和沟通的基础。充分利用好文化资源,发挥其柔性治理作用,可以有效推进村寨治理,确保边疆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和发展。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村寨治理的路径分析——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老人会”为例

通过分析贵州西江千户苗寨"老人会"参与村寨治理的机制,发现农村社会组织在协助基层政府完成征地拆迁工作和缓解利益主体矛盾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深入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村寨治理的行动模式和可行性。农村社会组织应当深入挖掘服务功能,强化其参与村寨治理的主体地位。

村寨治理视野中黎族习惯法的现代重塑

法的多元是指在一个社会中除了国家法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非国家法。随着"法律下乡"的不断深入,作为地方性知识的黎族习惯法已被赋予了"现代化"因素,习惯法已不再是村寨治理中的主要规范因子。市场化的浪潮已席卷了黎乡社会,人口的流动性增强、新的社会结构为黎族习惯法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又与其不断发生着碰撞,只有实现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才能真正实现法律的规则之治。

苦聪人传统节日在村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苦聪人在其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淀出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群体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对调整人际关系,规范行为,维护村寨的和谐与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传统黎族村寨治理的法文化探析

历史上,黎族地区主要是依俗而治,由传统社会组织依照习惯法治理村寨社会。黎族村寨治理的法文化主要体现在传统社会组织及治理法则方面。传统黎族社会组织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民间自治组织;习惯法是维护黎族社会秩序、化解民族内部矛盾的行为规范。二者共同承担了黎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对于黎族原生族群的繁衍、生息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保障了黎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敲死小偷”:黔东南村寨“私力处死”现象的根源及司法影响

黔东南苗侗民众历来重视村寨治理,传统的刑事习惯对偷盗行为均进行报复性惩罚,甚至"私力处死",这些行为受传统法文化的影响很大。当今司法及政府部门要在重视习惯法参与社区治理的基础上,合理引导习惯法向国家法靠拢,逐步构建纠纷解决的民族地区治理模式和路径。

南岭瑶族特色村寨的发展困境及振兴策略——基于郴州、永州瑶族特色村寨的田野调查

民族特色村寨因其蕴含着多元价值备受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通过对郴州、永州等区域瑶族特色村寨日常治理的田野调查,瑶族特色村落治理在传统民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产业培育与融合、村落振兴与善治、提升民众幸福感、获得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传统建筑自然损毁加快、特色产业缺乏竞争力、活态文化保护不足、村民参与及民众话语不够、村落规划与开发丧失其本来特色等困境,制约着瑶族特色村寨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社会结构变迁等结构性要素,也跟民族特征逐渐弱化、家园遗产失落、利益联接机制不完善有关。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在资本与民众之间发现平衡点,建构利益联接机制,活态保护瑶族特色村寨文化,在乡村多元治理中赋予民众更多话语权。

实证研究汶川地震十年后羌族休闲体育的现状及其文化价值

实证研究表明,汶川地震后的羌民俗文化并没有衰败碎片化,随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和村寨旅游的开发,羌民族更加嗜祭尚祀,更喜好用各种身体动作活态呈现多神崇拜、多种节俗,展示出"有祀有舞"、"有俗有舞"、"有节有舞"三有特征;在这些特色中,其休闲体育以各种舞蹈形式与民俗一起系统性整体呈现和发挥其文化价值功能,教化羌民,培养和建立良好的道德信仰,提升村寨的治理能力。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问题及其治理策略

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构想,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大致可分为边民自发迁移和政府主导下的易地搬迁,其外流不仅受到当地各种推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与边境地区地缘、族缘跨国社会网络密切相关。边民流失导致了边境虚空与守土乏人,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遭遇困境,边民社会传统秩序瓦解,跨境外流的边民面临境外宗教渗透风险,以及伴生性的跨境婚姻、拐卖妇女、贩运毒品、艾滋病蔓延等相互交织的社会问题。政府主导下的村寨治理应包括形塑边民守土固边的职责意识,改善边民生活质量以增进边民福祉,提升边民的综合素质与抵御潜在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