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进程中村干部腐败的成因及防治对策

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随着其权力资源的增加,部分村干部的腐败问题逐渐凸显。结合村干部腐败的主要特征,从职责发挥冲突、相关法律缺位、职位权力与监管机制匹配程度低、村民民主监督流于形式、村干部自身内部短板等方面对村干部腐败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提出应从完善村干部激励机制、加强村干部教育引导工作、健全相应的法律规范、完善上级监管机制、积极发挥村集体内部监督力量的作用等方面防治村干部腐败。

村干部腐败新特征及民主治理路径

村干部虽然不是"官",但却是最贴近基层的治理力量,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神经末梢,其腐败问题不容小觑。较高的发展态势、涉"地"腐败占主体、个体腐败多样化与集体贪腐并存、"小官巨贪"式腐败不断显露、村庄"一把手"涉腐增多是村干部腐败的新特征。乡村治理结构失衡、基层民主相对滞后、有效的监督制约缺位、不良的乡村政治生态是产生村干部腐败的深层次因素。这些问题同"四个民主"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直接相关。因此,破解村干部腐败难题,重要之维就是从"四个民主"的角度寻求有效突破。即:要优化基层民主选举程序,筑牢预防村干部腐败的第一道防线;打造科学合理的民主决策系统,构筑预防村干部腐败的堡垒;修复基层民主管理漏洞,拓展预防村干部腐败的载体;建立上下并举的民主监督机制,加强对村干部权力使用的监督。

村干部腐败案例分析——以广西为例

发生在村民身边的村干部腐败现象,直接损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整个制度和政权的社会认同度,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与形象。针对广西村干部腐败案例的分析,不难看出当前村干部腐败呈现出手段多样化、犯罪主体多元化、"小额工程"腐败增多等新特点。部分村干部思想蜕变、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强势地位、上级部门对村干部监督缺位、村干部腐败案件的查处难度大是导致村干部腐败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根据广西农村的实际情况,探讨相应的治理对策,保证国家惠农政策在广西农村的落实。

村民自治视域下村干部腐败的成因及治理

村干部腐败的滋生蔓延污染基层政治生态,其根源在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缺乏配套和整合。整治村干部腐败的关键在于促进村民自治权利的发育和整合,要建立民主公开的选举机制,防止村干部“带病上岗”;建立反映民意的决策机制,遏制村干部滥用决策权;建立多元参与的管理机制,规范村干部廉洁从政行为;建立制约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村干部权力的行使。

资源与秩序双重维度下的村干部腐败及其治理研究

有效治理村干部腐败问题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村干部腐败的主要形式包括:在承接国家资源和管理集体资源的过程中呈现出滥用职权、克扣私分、虚报冒领等形式;村干部在治理村级事务和实施村民自治的过程中表现出吃拿卡要、拉票贿选等不同的腐败方式。从资源和秩序的视角探讨村干部腐败治理对策:通过党建引领、构建防腐机制、加强政策渗透力、建立"三资"管理机制、预防"利益联盟"等途径治理村干部侵占公共资源的腐败行为;运用廉政教育、职能监管、健全"四个民主"的运行机制等方式治理村干部破坏乡村公共秩序的腐败行为。

乡村治理中法治文化的缺失与建构——兼论村干部腐败的治理

乡村法治文化是影响村民思想和行为,体现乡村文明程度的一系列观念、行为、规范、体系、氛围等因素的总和。长期以来,乡村治理中的法治思维、法治传统、法治教育、法治规范等方面严重缺失,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乡村法治文化缺失的严重性。当前,建构乡村法治文化,应该围绕法治文化的生成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的要求,通过加强法治教育、法治实践和农村党建等举措来实现,从而推进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进程。

遏制村干部腐败的对策建议

当前,村干部腐败成为农村基层腐败的重灾区。村干部腐败是最具离心力的腐败,其损害的是群众的切身利益,挥霍的是群众对党的信任,啃食的是群众的获得感,由此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危害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对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遏制村干部腐败,需要多策并举,建立和完善村干部"不敢腐"的惩治机制、"不易腐"的责任机制、"不能腐"的监督机制和"不愿腐"的预防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干部腐败的成因及治理路径——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要求。村干部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农村建设发展的推动者。然而,近年来,村干部贪污腐败问题逐渐凸显,助长了基层社会不正之风,不得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将村干部视为一个“理性经济人”,通过对村干部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行为选择分析,重点探索影响村干部腐败的制度成因。提出完善村干部选拔制度、构建社会多元监督体系、加大法律惩罚力度等多维治理路径,对有效预防和治理基层腐败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村干部腐败的成因及其反腐对策

农村腐败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民主制度难以执行;经济上,非法占有公共财产;思想上,官僚主义严重。这些腐败现象是由于村干部年龄老化、法律观念淡漠、财务制度不够完善、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不强等导致的。只有依靠人民,唤醒群众的权利觉醒,真正让农民当家做主,健全法制,完善监督机制,加强教育,转变政府职能,才能使我国新农村的建设走向规范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农村的腐败之风。

整治村干部腐败问题的法治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湖南为例

村干部腐败是我国社会中最具离心力的腐败.整治村干部腐败已然成为党和政府反腐败问题的重拳猛力之举,却又急需法治理论的指导与法治化路径的有效遵循.村干部腐败综合治理法治化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惩罚和预防功能、评价和引导功能、安抚和补救功能、监控和纠偏功能.针对当前村干部腐败问题的法治化,可以考虑构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方位规制与监督,创新工作机制,形成的强有力的长效村干部防腐机制.

治理理论视阈下我国村干部腐败治理的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环,村干部是推进乡村治理的灵魂。近些年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并扩大了农村寻租空间。作为行政权力的末梢,村干部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设租、寻租,形成新的乡村治理难题——村干部腐败治理。治理理论的法治、责任、有效、合法性以及信息透明性等基本价值理念与村干部廉政建设的内在契合性,为推进村干部腐败治理的路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驻村帮扶政策背景下村干部腐败治理研究

精准扶贫下的驻村帮扶使得国家力量介入乡村场域之中,政府科层组织与村级自治组织的碰撞为研究村干部贪腐的内在行为逻辑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视角,同时驻村帮扶的内在监督职责也为研究村干部腐败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基于国家、村干部、贫困户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所产生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从机会-能力-动机三重叠加角度,深入剖析村干部贪腐行为的内在逻辑,并从驻村干部影响村干部贪腐的内在行为机理与路径两方面,对驻村干部的腐败治理效果进行系统分析,最后以"驻村"为契机,改进村干部腐败治理监管体系。

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创新探究

近些年来,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呈高发态势,给农村各项事业与党的执政形象及执政基础带来巨大危害。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尽管类型各异、成因复杂,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的滞后或缺失。要破解我国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难题,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农村基层法治机制、村干部权力监管机制和村干部保障激励机制。

农村扶贫中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及其法治化治理

当前,农村扶贫中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呈现手段多样化、涉及的范围广泛、涉案金额相差悬殊、案件呈现关联性等特点。进一步分析,法治化视野下农村扶贫中村干部腐败问题的产生,有相关法律供给的缺失、村干部法治思维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欠缺以及扶贫腐败的违法成本低等原因。以法治化推进农村扶贫中村干部腐败问题的治理不仅是实现扶贫攻坚目标的需要,也是树立党和政府公信力的需要,更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需要。因此,农村扶贫中村干部腐败问题及其法治化治理,应从如下路径推进: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为村干部扶贫腐败的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强化对法律的信仰,建立村干部不想腐的预防机制;加强监督,形成村干部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严查重惩,构建村干部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

城乡结合部的“村官”腐败问题及其治理

城镇化给我国城乡结合部广大农村创造了巨大利好,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其中,村干部的"小官巨腐"问题正越来越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受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管理体制变化、农村工作格局变化、村务管理机制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前城乡结合部村干部腐败问题呈易发多发态势,且治理难度较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加大依法惩治力度、扩大和深化基层民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构建新型村务管理体系等多个角度,构建符合城镇化要求的农村反腐倡廉体系,对城乡结合部"村官"腐败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理解“解恨”:农民上访态势变化的原因分析——基于反腐前后对北京上访村的再考察

本文采取马克斯·韦伯的"理解"〔1〕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作为思考问题的方法,以此对中央反腐前后进京的农民上访态势的变化来观察和反思既有的乡村政治与治理问题。以北京东庄(上访村)为例,比较发现,2014年以后,上访农民的数量有所下降,并且农民对于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和党的形象也因反腐而提高,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民因为反腐而得到了"解恨";另外一方面,农民看到了中央惩治"苍蝇"的决心,并相信党和政府能够解决好。研究得出,用制度防止"苍蝇们"以腐败的形式伤害农民利益,才是"息访"的关键。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嬗变与政策重构

财物贿选,宗族势力影响,黑恶势力滋长,"半拉子"民主选举渗杂农村民主选举过程,致使农村民主选举制度嬗变,给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层反腐倡廉工作、和谐农村建设以及当地健康乡风民风的形成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重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政策,针对农村基层不同的具体情况,建立行之有效的"新生代"村干部选拔机制,从大中专学生、乡村经济精英、下派干部、技术骨干中选拔村干部,从源头上预防村干部腐败,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