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国分离”到“家国一体”:面向家庭的村庄公共性再造路径

家国关系是理解村庄公共性流失与再造的一个重要本土视角。在传统熟人社会中,家庭内部伦理及其扩展是村庄公共性建设的动力源泉。家庭本位中所蕴含的公私观念具有伸缩性,使得村庄公共性建设缺乏与国家治理结构的良性沟通渠道。近代以来的村庄公共性建设强调国家与农民的直接对接,以理性化的科层体制打造行政公共性,克服家庭的公私跨越难题,这造成了村庄公共性流失的后果。当前的村庄公共性建设,应当重视家庭这一内生性基础,同时以理性的科层行政为前提,以群众路线作为沟通理性科层治理与传统家庭伦理的桥梁。在行政公共性的基础之上,实现村庄公共性的“再家庭化”。“再家庭化”的村庄公共性建设实现了从“家国分离”到“家国一体”的转型,既能够克服传统家庭伦理的公私跨越困境,又可以避免科层治理的形式主义空转。

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

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现代性社会,公共性对于整合多元阶层、增强社会动员力、达成社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性的形成及特点不仅与村庄内部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有关,也与国家权力介入程度、介入方式相关。当前公共性消解与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退场有很大关系。自人民公社解体宣告集体化时代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强大渗透乃至延伸至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全能主义",到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场乃至销声匿迹的"悬浮型政权"。这一迅速转变使得乡村社会无所适从:行政强制关联式公共性因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随之解体,家族关联式公共性因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的入侵早已分崩离析,而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力量短时间无法自发形成。这恰恰是理解当前村庄公共性消解的重要背景。

村庄公共性的情感表达——基于江西泰和一起宗祠火灾的人类学分析

作为情感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愤怒"兼具个人性及社会性双重特征。要想真正理解愤怒,不仅要在具体的社会情境及事件过程中观察愤怒主体的表达方式、内在诉求,还要从社会、文化层面剖析愤怒产生的原因及其社会后果。在江西泰和某村落的一起宗祠火灾中,当地人借助愤怒表现出一种内与外、上与下的结构关系,而这种情感表达实际上也只有在此实践过程中才能发生作用。在村庄公共性不断式微的现状下,人们通过愤怒这一仪式性的情感表达实现了实践的公共性到情感的公共性的转化。

村庄公共性再造: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福建省晋江市S村移风易俗的实证分析

移风易俗具有鲜明的乡村文化治理意涵。以晋江市S村的移风易俗实践为例,探讨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及其意义。村庄经济分化和地方社会风俗异化是地方政府推动移风易俗的重要背景。晋江农村的移风易俗虽然由地方政府发起,但经由基层组织的具体推动而转化为乡村社会的自主治理实践。有为政府的政治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与疏堵结合的柔性治理方式是移风易俗顺利推进的保障机制。以移风易俗为载体的乡村文化治理不仅直接减轻了农民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通过对经济精英的积极引导抑制了村庄经济分化转化为社会分层,激活了乡村社会的慈善机制,重塑了村庄公共性。因此,晋江农村的移风易俗实践展现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有效机制,为当前乡村文化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

基层党建、基层治理与村庄公共性——基于对佛山市南海区禾村党建创新的考察

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文章以南海区禾村的党建创新为例,探讨新时期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结合的可行路径。基层治理的核心是事务的解决,而基层党建的核心是对人的组织和动员,基层治理与基层党建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基层治理是基层党建的依托,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治理事务构成了激活基层党建的载体,量化的考核体系构成激活基层党建的动力,党员联系群众构成了激活基层党建的路径,因此,基层治理重塑了基层党建的生命力,强化了基层党建引领的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基层党建的政治引领则通过对群众的教育、组织和动员,重塑村庄的公共性,为村庄的公共性注入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从而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政治基础。因此,上述交互关系既包含以“事”为载体对人的动员和组织,也包含以“人”为主体对“事”的治理。可见,基层党建的生命力蕴含在群众路线的实践过程之中,基层党建不仅涉及党组织建设和党员作风问题,更要以基层治理为归宿,突出党员的代表性、积极性和先进性,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激活基层党员的身份意识。因此,以基层治理激活基层党建,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最终形成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良性循环,是应对转型期乡村社会复杂治理格局的基本路线。

嵌入村庄公共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广西H县L镇清洁乡村的实证分析

村庄公共性是联结各治理主体与环境公共品供给的枢纽,意味着对基于特殊主义的家庭和私人利益的超越,以及面向整个村庄共同利益的包容和敞开。环境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之间存在三对关系:一是行政主体与自治主体彼此激发形成循环结构,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最终从政策性事务真正转化为村庄内生性事务;二是市场主体与自治主体彼此共生形成并行结构,起到常规性保障村庄公共空间环境治理底线的作用;三是家庭主体与自治主体彼此牵拉形成转换结构,支配家庭主体的家庭伦理和家庭分工规则成为将家庭主体转换为自治主体的重要通道。这表明,以对村庄公共性的嵌入为主轴,行政主体、市场主体、家庭主体与自治主体共同构筑成一个相互补位、彼此支撑的治理网络,推动环境公共品以低成本、高稳定性、高效率的方式得到供给。

村庄公共性建设

以公共空间拓展和公共精神培育为内核的村庄公共性建设是乡土价值重塑的关键。村庄公共性由改革开放前的理想化向改革开放后的理性回归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空间传统退现代进以及公共精神阶段性缺失的困境,亟待在协同治村、合力并进中实现真正的蜕变。强化村庄公共性对培育时代新农民的耦合和递进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靠农业农村无望的难关;强化其对和谐村庄建设的协调和联动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善分不善合的难关,助力共建共治、共享共担、共赢共富理念下的乡村振兴伟业。

基层民主制度输入与村庄公共性的重构——基于东北B村的经验分析

村庄公共性是村庄善治的根基,在村庄社会内生公共性不断式微和消解的现实困境下,重构村庄公共性成为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在东北农村"四议一审两公开"的制度实践中,村庄公共性实现了从缺失到重构的转变,这表明基层民主制度输入能够对村庄公共性重构的复杂过程发挥关键的机制作用;通过制度实现权力开放、利益关联和动员村民以及资源激活,生产出了一种"制度公共性"。基层民主制度的输入和运行在村庄治理中表现出一系列正向效应。基于基层治理规范化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国家需要向基层输入有效的民主制度,以激活村民自治,为变迁下的乡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关系性面子、村庄弱公共性与分利秩序——基于京郊Q村的经验调查

村庄公共性是维系基层社会内生秩序的基础,其实践形态不仅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环境变化有关,而且受制于村庄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与关系结构。在乡土社会中,农民基于不得罪人的做人之道与行动策略积极建构社会关系网络,以满足个体在熟人社会中的面子与自我价值实现需求。但这种缺乏伦理性的面子观导致村庄社会互动失效且社会精英难以发挥价值整合功能,没有人愿意说公道话,造成村庄公共性弱化。在公共性减弱的情况下,资源下乡激活农民的私利政治,形成以人情关系为媒介的分利秩序,造成基层治理内卷化。以基层党组织为抓手重塑基层组织动员体系与村庄政治,激活村庄公共性,有利于实现基层社会内生秩序的良性发展。

多头政治与去公共性村庄的治理困境——以贵州遵义W村为经验基础

在去公共性村庄,当自外而内的资源输入村庄时,不受制约的村民从个体利益维度争夺更多的私利,而不顾村庄的公共利益,形成了私利政治;面对原子化的村民,村干部缺乏有效的行政与社会治理手段,就采取事本主义的策略政治来对付钉子户,以解临时困局,并且越来越没有工作积极性;承受巨大体制压力的乡镇干部,为了顺利完成分管工作,不得不与村干部讲感情政治。村庄场域的利益再分配表现为多头政治现象。多头政治是缺乏压力的村庄舆论、建构性的人际关系与脱离村庄的务工经济等促成的意外后果,并造成了去公共性村庄的治理困境:政策执行不确定、干群关系紧张和村民不受保护等。要想达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治理有效"的要求,势必要重建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和重建乡村的治道与治术。

断裂的公共性:私人生活变革与农民婚姻失序——基于东北G村离婚现象的分析

农村的离婚现象愈益普遍.通过考察东北农村的离婚现象,发现东北农村较高的离婚率与当地泛滥的婚外情现象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不可分割,公私之间相互融通,要将离婚现象置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之流中加以考察.以村庄公共性为基本分析框架,认为弱家庭伦理、弱村庄公共性以及开放的日常生活是东北农村离婚现象产生的根源.在私人生活的流动与变革中,需要改造的不仅仅是个体的“人心”,还要重塑家庭和熟人社会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因此,重新恢复中国家庭的神圣性是重建村庄公共性的基础,也是重塑私人生活秩序的基础.

组织公共性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造

村庄公共性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在开放、流动、分化的乡村社会场景中,村庄公共性的再造需要以基层组织为枢纽,整合乡土社会的伦理性、科层制的程序性和群众路线的政治性,并通过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载体、组织体系的能动性调适实现村庄的组织化,塑造村庄公共秩序。组织公共性是村庄公共性的适应性形态,它突破了村庄单元的限定,在融合国家制度因素的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见,村庄公共性并不必然随着乡村社会变迁走向衰落,而是能以富有韧性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再造。

村庄社区认同与农民的行动逻辑探讨

个体农民在村庄公共事务中搭便车的行为反映了一种自私的行动逻辑,村民的社区认同和村庄的公共性是影响农民行动逻辑的重要因素,因此培育村庄社区公共性、提高村民的社区认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分析了村民的社区认同和村庄社区的公共性对农民行动逻辑的作用机制。

仪式实践与村庄社会整合——以江西省泰和县东塘村的“上灯”仪式为例

"上灯"主要以祭拜祖先、喝"灯酒"为活动内容,是江西省泰和县东塘村仍然实践着的宗族仪式。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来看,"上灯"仪式对宗族认同的产生和维系具有重要作用,并再生产着村庄公共性。"上灯"仪式所产生的这些社会功能已经社会化在人们的"叶落归根"和集体行动等日常观念和行为中。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村庄共同体面临解体的当代中国农村,保护和传承类似于"上灯"仪式这样的村庄传统文化资源,对乡村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村级民主治理的实践机制与运行基础——基于广西新村的经验分析

当前村级民主正面临着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在村级治理行政化背景之下,村级民主治理的困境在于村民参与动力不足,村级治理的公共性难以建立。对广西新村村级民主治理实践的考察表明:通过村级公共权力再造、村组公共品有效供给以及集体资源的强化管理,村庄治理的公共性能够得以重构,村级治理也能够实现民主化和规范化。当前中西部村庄治理中蕴含着村级民主转型的优势条件和传统资源:首先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为村级民主治理提供组织基础;其次是集体公有制经济为村级民主治理提供内在推动力;最后是乡政村治格局为村级民主治理提供体制空间。

地方高校图书馆协同农家书屋推广农村阅读活动的协同机制研究

本文分析了全民阅读背景下,以农家书屋为平台开展农村阅读推广活动的方式,探讨了高校图书馆以雄厚的馆藏资源,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高水平人才,优雅舒适的学习环境,协同农家书屋推广农村阅读活动的创新机制。

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

以山东和贵州两家典型合作社为例,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党支部领办、联村党委领办两类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内核表现为多中心合作治理框架效应,体现在政府、乡村精英、农户多元利益主体对话的相互增进与理解、行为的相互激励与制约、资源的互补与互促,由此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第二,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具有重塑国家层面资源下乡的组织基础、再造农户层面合作的组织基础、构筑“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建设制衡基础的一般机制,对克服当前乡村组织功能缺位所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公共性衰落成效显著。研究认为,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兴起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具有解决农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绩效,但应进一步加强法律层面的关注,对其发展进行合理的规范与引导。

行政还是自治:村级治理向何处去

中国历史上村级治理主要解决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和满足农民最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维持的需要,村干部主要功能也就兼具国家代理人与农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在当前资源下乡的背景下面,中国基层出现了普遍的村级治理行政化现象。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必然后果是村庄公共性的消失,资源下乡的低效甚至无效。离开对农民群众的动员,仅仅强调为农民群众服务,不组织农民,仅仅帮助农民,结果可能造成村级治理的失败。

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

村落空间是村落历史的沉淀。不同于熟人社会研究的关系取向,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视角,基于南方村落的空间图式阐释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祠堂-阳宅”的平面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自然生命升华为道德生命的日常生活路径,而“庙宇-阴宅”的纵向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应对日常生活断裂的宗教生活模式。风水的空间实践镶嵌于村落空间图式,并促进了村落空间的结构化和立体化,而村落空间结构维系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可见,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是空间结构生产与社会秩序生产的统一。现代性力量逐渐抽离了村落空间的历史底蕴,释放了空间权利意识,导致村落空间结构破裂与熟人社会秩序紊乱。立足村庄社会的空间治理是突破村庄空间利益困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