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公共生活:历史变迁与外力形构——鲁西南夏村的个案考察

村庄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内在地折射着乡村社会人与人社会关联的性质与方式变迁。在传统历史记忆中,建国前夏村公共生活主要是受传统仪式影响,集体化时期则表征为国家控制下的公共生活。而改革后的集体化时期,夏村公共生活出现短暂传统复兴而后趋于衰落,表现在政治性公共生活的冷漠、家族性公共生活的兴与衰、基督宗教信仰生活的兴起和日常生活的交往"圈子化"与休闲"私性化"。本文分析了国家与市场两个主要的外在变量是如何影响夏村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以及变迁背后村落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联性质与形式。

民间信仰的情感之维与村庄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从桂北农民基于信仰基础的情感视角来考量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行动者,可以发现并理解传统民间信仰在当代村庄公共生活中发挥整合功能的抽象机理。通过把集体仪式嵌入村庄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村民们形成了将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作为生命依托的意义系统,而兄弟与村友则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它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

村庄公共生活与农村治理探讨

村庄公共生活一直以来都是村庄中的活跃因素,已有的研究对其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历史变迁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并未对村庄公共生活与农村治理的改善问题进行进一步挖掘。因此,将从治理与善治的角度分析村庄公共生活对农村治理走向善治的促进作用,并试图提出农村治理实践过程中对村庄公共生活进行有效整合的可能路径。

民间信仰的情感维度与村落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桂北村落以"天地国亲师"为崇拜对象的传统民间信仰把集体仪式嵌入到村庄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人们在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中寻找安身立命的基础,祖先与子嗣在阴阳两界之间互相支持,而兄弟与村友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这种信仰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

现代化视野下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变迁——以湖北洞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洞村公共文化生活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的传统仪式影响下的农耕文化——公共文化带有强烈的宗教和宗族色彩;二是集体化时期国家行政控制下公共文化生活——带有鲜明的组织化、政治化色彩;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日益衰落的村庄公共文化——宗族性公共文化生活的悄然复兴又迅速消逝、基督教信仰的一度兴起又悄然衰落。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的前景堪忧。新农村建设使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的重建有了希望。

桂北村落的民间信仰

本文以在桂北村落中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试图通过详细呈现"湘桂走廊"中汉族村落民间信仰的观念内容、表现形式与现实活动,进而理解民间信仰在乡村社会中发挥整合功能的抽象机制与微观原理。文章着重论述民间信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的强化村庄公共性的社会整合价值。

电视与村庄政治——对豫中付村的传播社会学考察

大众传媒在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中发挥着真实的影响。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村庄场域,运用质性的研究方法可以考察电视对村庄政治的微观作用机制。农民与中央政权通过电视发生了单向收-发的信息传递关系:政策信息的传递从以前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这使得基层干部通过操控政策信息而侵占农民利益的成本大为升高,同时也使得基层政权的权威性和能动性受到削弱。另一方面,利益逐渐分化的农民对媒体传播的政策精神的灵活解读,在客观上加速了村庄共同体的离散。由于电视日常化的信息输入,村庄政治受到现代性与宏观权力结构的双重作用,二者的合力形塑着村庄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