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平台的村庄:资本下乡“经营村庄”及其后果

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经营村庄”成为普遍现象,逐利的工商资本进村成为“经营村庄”的主导者。资本在政府引导下进行“村企绑定”,介入乡村的权力体系,扮演“经营者”和“治理者”双重角色。在此基础上,资本进村从生产经营转向平台化的经营。首先,通过迎合政策打造亮点,搭建项目资源平台,完成村庄的基础打造;其次,集中流转土地资源进行投资平台的运作,吸引外来资本进行非农化开发,实现村庄的增值;最后,资本以“经营共同体”的中介对接角色,在多个利益主体关系平台的运转中处于主导地位,保证村庄的维护和升级。乡村资源被资本统筹调配成为其经营获利的工具,对乡村治理产生不可控的后果。这启示我们,需要加强制度规范资本下乡,防止资源下乡过程中资本下乡经营的利益蚕食行为。

以市场力量促进乡村振兴——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村创新治理模式调查

在乡村发展实践中,很多优秀的村庄充分利用企业这样的市场化组织,探索创造了一些繁荣乡村的治理模式,其中村庄公司化就是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之一,对于我国乡村的繁荣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以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村为例,在进行长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一个内生于传统村庄(福星村)的现代企业(福星集团)是如何逐渐推进村庄公司化进程并促进村庄振兴的具体案例进行了理论和现实分析。研究表明,村庄公司化这样一种源于农村基层的治理模式创新,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乡村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乡村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同时改进公共产品提供状况,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本文认为,村庄公司化这种乡村基层治理模式创新在目前的乡村振兴背景下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乡村企业所激发的市场化力量与传统村庄各具特色的资源乃至文化因素实行有效整合,乡村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城乡结合部城市化问题研究——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城乡一体化研究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地区。郑州市惠济区具有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特征,文章通过深入分析各种特征的形成与表现,初步探索了惠济区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为保证路径的实现,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