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分化视角下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

在我国快速的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的村庄,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类型分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根据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村庄内生性基础结构分化的现实基础分类推进。城市吸纳型村庄具有靠近城市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村庄人口社会结构完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程度高,经济社会系统全面被城市所吸纳,城乡融合发展是这类村庄乡村振兴的实施方向。城乡互动型村庄主要通过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实现城乡关联,在人口流动和乡村资源配置中,形成了以中坚农民和老年人为主体的村庄经济社会结构,这类农业型村庄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和城镇化稳定器的功能,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基本秩序,是进行乡村建设的基本方向。偏远村庄由于远离城镇以及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着人口不断流失与村庄空心化的考验,因此这类村庄应探索生态保护为基础的乡村转型发展路径。

整村推进背景下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

脱贫攻坚旨在缩小村庄差距,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贫困村政策总体上实现了扶弱的国家意志,但政策执行偏差引致的村庄分化问题亦不容忽视。以中原X镇为例,解构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在贫困村识别阶段,40%的贫困村识别偏差率奠定了村庄分化的基础;在整村推进阶段,国家给予贫困村以倾斜性的扶贫政策、更高科层和更高能量的帮扶队伍、专属性和区别性的扶贫项目,在整体上增强了贫困村综合实力的同时,亦引起了"错评"贫困村与"漏评"村的分化。政策结果显示,在贫困村识别偏差基础上的整村推进,导致上述两类村庄在村庄秩序、基建水平、集体经济水平以及贫困发生率方面差距加大。

资源下乡、项目制与村庄间分化

在资源下乡时代,政府对村庄采取选择性的项目资金输入已经成为制造村庄间分化最为活跃的力量。项目制作为一种资源输入机制具有明显的内外在"马太效应",使得一些村庄成为资源下乡时代的"幸运儿",享受到不对称的阳光雨露。村庄间分化的权力塑造对于被输入的村庄具有不确定性,而对于被避开的村庄则明显失公,这种厚此薄彼的资源输入不仅威胁到农村基层治理秩序,而且似乎无助于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

农村公共物品项目式供给与村庄分化的困境

农村发展建设关系国家稳定发展大局。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某镇基层政府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时采取的不同政策成为制造村际间分化的重要原因,使得部分村庄能够获得发展资源,违背了国家政策的初衷。首先阐述公共物品项目式供给是如何来到村庄的,继而找出对村庄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然后分析产生村庄分化困境的微妙关系,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代际间的动态视角——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后发型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村庄利益密度较低且人口外流严重,其村庄内部分化呈现出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相异的过程机理和最终形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村庄就业形势的转变使理性农民将就业视野拓展到村外,村庄人口大规模外流成为常态。受个体禀赋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外流农民职业分化逐渐形成,经济分化继而推进。但因人力资本差异有限,同时受职业和生活风险及父代责任绵延等的影响,有限的经济分化难以进一步扩张,因而并不足以造成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村庄内部社会分层。与经济分化并行的是社会性分化。由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加之村庄人口的大规模、长期性外流,市场观念的持续输入和由村庄"助行为"的消散引发的公共性消解,加速了乡村伦理共同体的裂解,而这也成为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主要动力。代际间阶梯式推进的"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与动态化、螺旋式产生的房支"断链化"、家庭"核心化"和个人"原子化"的村庄治理困境相伴而生。破解这一困局,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模式及其绩效评价——基于村庄差异视角

随着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同类型村庄和不同类型股份制改革模式均表现出不同的绩效,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不同类型社区股份合作制间和不同村庄间的绩效差异,以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8个村庄为研究对象,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份分红的满意度、集体资产保值和增值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动指数3个因素对股份制改革绩效的影响最大;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广化村、北京市昌平区白坊村和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平东社区3个村(社区)的绩效评价也最高;股份制改革绩效中对村庄治理机制的评价最低;庄区位条件、产业结构和村干部特征等天然条件对股份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村民理事会参与乡村公共性构建:作用、基础与路径——以安徽省怀宁县大洼社区为例

乡村公共性建设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动员主体逐步由国家政治性动员走向社会自主动员。在此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治理单元偏大、村庄内生性治理主体缺位等问题,村民理事会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一个超越个体和家庭层面存在的组织力量,它在动员村民参与构建乡村公共性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以往对村民理事会的研究忽视了其作用发挥的空间场域,以村民小组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构成了乡村公共性生长的内生社会基础。在熟人社会的空间场域内,通过有效构建并利用共同体认同、正视村庄阶层分化、采取逐步动员等路径实现对村民的有效动员,可以增强乡村公共性。

“爱心有价”:村庄公共事务建设的行动逻辑——基于乌庄祖祠重建事件的调查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基层权力的"悬浮"状态事实上为培育宗族文化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此时典型宗族农村地区的祖祠重建和维护向来是村庄社会的公共大事件。文章采用"过程—事件"的分析策略,通过对一个南方自然村落围绕祖祠重建事件中心而展开的田野访谈、文本观察,展示了村庄社会公共事件中人们的行动逻辑和社会分化及其背后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在重建祖祠复兴传统的村庄公共事件中,客观上促成了祖荫传统的市场转向。也就是说,当代乡村社会日趋功利性和理性化,"爱心有价"成为村庄公共事务中已经产生阶层分化的农人行动指南。它既包括明面上的爱心捐赠,也包含了隐性的假公济私以及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利益考虑。"爱心有价"分析路径可以用来理解其他的村庄社会公共建设工程。

多途径推进乡村共富的浙江经验

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城乡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断缩小,但村庄分化现象也日益凸显.村庄分化会激发农村社会的矛盾,加大乡村治理的难度,不利于农村高质量发展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如何有效破解村庄分化,加快推进乡村共建共享,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亟需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生态义化参与乡村振兴实践的关键点

当前农村已经发生了较大分化。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村庄分化为多种类型。当前村庄分化的主要类型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统筹城乡发展的力度较大的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速度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