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组织的信息垄断与低保制度在村庄场域的实践——以税改后的鄂中顾村为个案

外部资源输入村庄的逻辑可以通过详细描述低保制度在村庄场域中的实践来加以透视。低保指标在湖北顾村的分配、上报及公示等过程显示,作为连接数量有限的民政官员与千万个贫困农户的枢纽,基层干部在村庄的场域结构中处于关键位置,拥有信息垄断权。在税改后治理资源严重萎缩的背景下,他们不得不以这种特殊资本作为交换条件,继续维系公共权力的私人化运作。

村庄场域中经济精英的资本再生产——以江苏省北部地区L、Z两村为例

在村庄场域中,村庄经济精英依靠一定的经济资本获得精英身份后,会通过资本的再生产来维持和提高自己的精英地位。选取江苏省北部地区L、Z两村为样本,通过对两个村庄经济精英群体的考察后发现,经济精英资本再生产的类型主要有三种,即新的经济资本的再生产、由经济资本向声望资本的再生产、由经济资本向政治资本的再生产。在不同类型的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村庄经济精英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以达到目的。村庄经济精英的资本再生产对村庄治理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效应,需要对其进行规范与引导,进而提高村庄场域的治理水平。

村庄治理场域与基层协商民主效能——基于福建D市的案例研究

随着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地方政府以规范制度与政治势能迅速推动其在辖域内的全面覆盖,基层实践能否实现预期的制度效能,关键在于基层治理场域与协商民主运行之间是否形成良性互动。协商民主经由主体汇聚与信息传导两种机制改善村庄场域割裂且内卷化的治理结构。村庄治理场域呈现“倒T型”“L型”和“I型”三种协商样态,这主要是受社会资本、精英互动与村干能力的共同形塑。村庄治理场域对基层协商民主的落地和形态产生结构性约束,为协商民主效能提供能动的行动者和地方性规则。提升基层协商民主效能,需要培育有能力的村干部群体、激活村庄自治组织并提升村庄内部的合作意识和公共精神。

社区组织:老年人社会福利再造的探索——从兰考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切入

西方福利思潮笼罩下的中国福利研究缺少本土文化和具体研究场域的关怀,而中国现实却让中国人的"西方福利梦想"成为一种不现实的选择,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不可能重走西方国家发展的发展道路。在市场和时尚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中国农村中传统的福利观念在逐步地萎缩,同时农民所享受的净福利也同时在减少。如此的现实刺激着我们要冲破西方、市场和消费主义话语下的社会福利定义,从而进行社会福利的再造,只要这样我们才可以找回属于自己的福利内容并满足这种需要。老年人协会在村庄内正是承担了组织化再造社会福利的功能,如此我们才看到老年人的幸福生活。

家庭发展能力:理解农民家庭转型的一个视角

《社会科学》2022年1期,15000字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席卷中国乡村社会,推动了乡村社会基础结构的转型。农民家庭逐渐从相对封闭、静态的村庄场域进入日益开放和流动的社会之中,引发了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等方面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