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成员权与农地承包权:从契合到错位的社会后果探析

村庄成员权与农地承包权的初始契合随村庄成员数量和农地政策变动而错位。两权错位中村庄成员分化,导致集体权属虚化、治理资源匮乏、社区认同消解、道义观念分化等共同体瓦解的社会后果。在稳定农地承包权基础上,现行农地制度需要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村庄生活共同体的再造。

新制度与旧格局:农村地权制度的实践逻辑——关于农村人地矛盾的一个解释框架

国家关于农村土地产权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面临着市场化逻辑和社区逻辑之间冲突。前者集中表现为在集体所有权框架下赋权于农的制度安排,可称之为新制度;其旨在搭建一种产权更加清晰的地权结构,从而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土地的经营效率。后者则表现为农民的平均主义土地观念,以及对生存权和社员权的诉求;而其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集体化时代国家对农民心态塑造的结果,因此可称之为旧格局。新制度在基层的实践过程中遭遇了来自集体化时代所延续的旧格局的挑战与冲击,并随着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而得以存续和再生产,继续主导着农民的土地心态与行为。新制度和旧格局之间的张力正是目前农村广泛存在的人地矛盾的根源,也是集体产权制度在农村实践中面临的普遍困境。

农民集体成员资格界定探析

厘清农民集体成员权的性质是正确界定农民集体成员资格的前提。无论从农民集体成员权的历史沿革还是权力属性来看,农民集体成员权属于典型的私权,应与公权性质的村庄成员权进行区分,不能以户籍管理等公权性质的标准来界定私权性质的农民集体成员权。土地作为最重要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与集体成员权益息息相关,其经营、流转及收益一般也仅局限于集体内部。因此,只有具有农民集体成员资格才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享有足以表征成员资格。但在"四荒"土地承包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形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否享有农民集体成员资格,应在谨慎综合考量法律规定、发包程序与承包合同约定等基础上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