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民主与农民幸福——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的数据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利用2020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的数据,探讨村庄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群体差异。研究表明,村庄民主中蕴藏着幸福效应,村庄民主可以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与此同时,路径机制分析显示,村庄民主可以通过增强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抑制基层腐败以及改善农村居民居住环境的主观感受等途径增进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村庄民主可以显著影响高中学历以下、60岁及以上以及完成了农村宅基地确权的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因此,为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可以从重视村庄民主过程,提升农民民主参与;维护干群关系,增进政治信任;改善乡村人文环境,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加强腐败治理;关注老年群体的民主事项和农村居民的财产稳定性等途径着手。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民主的溢出影响——基于18省87村1657位农户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村庄民主是乡村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18省87村1657位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民主的溢出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以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民主具有增进效应,能显著促进村庄民主化治理,并且在村庄和农民个体层面均存在一定的异质性。通过机制分析发现,改革除对村庄民主的增进影响具有直接效应外,还通过提高农户的民主认知来间接促进其民主参与行为。

村庄民主、村干部角色及其行为模式

对于中国乡村精英角色及其行为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社会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引入农村地区后,村干部的角色定位是否有所变化?在日常的治理过程中,其行为模式与角色定位是如何实现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需要以深入的个案调查为基础,而且也离不开严谨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以6省的数据,来定量化地考察村庄民主对于村干部行为模式与角色定位的影响。实证模型结果显示,村庄民主的实行,可以促使村干部在日常治理过程中减少对于国家任务的关注,而增加对于社区事务的关注,从而使其角色定位更倾向于社区利益代言人。

国家管制与村庄民主的行政化——山东秋村调查

本文以对山东秋村的实地调查材料为依据 ,描述了村级治理过程中的国家管制现象 ,分析了国家管制存在的基本条件 。

村庄民主治理纳入纪委专室监察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基于湖北省通山县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的调查与思考

现有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的治理机制,不仅使具体承办者陷入主客体混同的双重角色尴尬,而且其现实推动力有限,难以形成民主治理的长效机制。出于"难点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和争创党风廉政建设示范县的政治激励,湖北省通山县试行将村庄民主治理纳入纪委专室监察施行。这一做法虽然由于缺乏来自自我理论觉醒的提升而十分粗糙,却具有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并已在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

十字路口:村庄民主何去何从?

当前,税费改革在大幅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村—民”关系面临双重困境,即村委会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下降、对社会的行政控制能力下降。在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与社会环境的情况下,村庄民主何去何从,是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索的重大问题。

政治信任、村庄民主参与与扶贫政策满意度研究

为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利用2017年在陕西、山西、甘肃、河南4省632份农户调查所获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政治信任、村庄民主参与对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被调查农户的政治信任和村庄民主参与状况整体处于一般水平,政治信任、村庄民主参与对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地,采用Blinder-Oaxaca分解法分解不同类型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差异性,发现政治信任是影响贫困户的主因,村庄民主参与的主要作用人群为非贫困户。

地权结构和村庄民主对农户林业投入的影响

在民主实施集体林权改革的要求下,通过中国南方集体林区658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两步法Double-Hurdle模型重点研究林地产权结构优化及村庄民主程序对农户林业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林地使用权与处置权优化具有显著的投资激励效应,而林地使用权的投资激励效用不显著。更重要的是,村庄民主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投资激励效应,主要是林地通过使用权与处置权发挥作用的。可能的解释为村庄民主程序能够显著增强农户对林地使用权与处置权的感知、认知与信心。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三个方面政策启示:(1)虽然新一轮改革具有一定的投资激励效应,但是法律与制度层面的林地产权制度并未完全落实,基层政府仍有进一步优化和推进改革配套政策有效落实的空间,尤其是要重视林农收益权的提升;(2)相关管理部门须进一步引导农户正确、充分地认知其对于自身林地资源享有的权利,增强农户对林地产权的认知与信心,以加强政策效能;(3)政府仍需推进村庄民主制度建设,加强农民在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话语权,运用村庄民主程序显化基层群众的政策需求,以辅助政府进行有效的政策供给。

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

集体经济实力与村民自治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集体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数据,利用多层回归模型与工具变量法,本文从民主自治的过程维度与有效自治的结果维度实证考察集体经济实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效应及约束条件。结果发现,第一,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具有显著的民主增进效应,利益关联强化有利于提高村民选举参与率,尤其是中低社会阶层的选举参与率。第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并不必然推动村庄有效自治,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还受到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调节,即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中,才能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动员作用,推动集体行动达成与村庄治理有效。

村庄民主能够增加幸福吗?1——基于中国中西部120个贫困村庄1800个农户的调查

本文使用中国中西部7个省15个县120个贫困村庄和1 8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研究了村庄民主与农户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使用生活满意度法估计村庄民主的货币价值。村庄民主发育程度对农户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把非贫困户和贫困户分开进行估计发现,村庄民主发育程度对非贫困户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村庄民主发育程度对贫困户的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IV结果表明,村庄民主发育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加18.47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

公共服务、村庄民主与幸福感——基于民族地区757个行政村31615个农户的调查

本文使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7省757个行政村3161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公共服务、村庄民主与农户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共服务的供给程度和村庄民主的发育程度对农户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民主化却削弱了公共服务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将村长的年龄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分析显示,公共服务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户的幸福感会相应增加1.5327个百分点,而村庄民主发育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使公共服务的幸福效用减少0.0281个百分点;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公共服务与村庄民主对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农户、村干部以及民族自治区农户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分别高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农户、非村干部及民族省农户。

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村庄基层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近30年,在对这一领域的诸多讨论中,有一个问题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村庄民主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本文试图使用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来定量化地考察各方面因素对村庄民主的影响。本文不仅讨论经济因素,同时也将组织因素与政治因素纳入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从经济因素来看,人均村民收入并不会影响村庄民主;而人均集体收入却呈现一个显著的曲线效果;本地非农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村庄民主。(2)中国乡土社会的本土性组织资源对于村庄民主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宗族组织的存在会有效地促进村庄民主的发展;村民之间互助程度高的村庄社区也有利于村庄民主。(3)政治因素对村庄民主的效果在本文并未得到证明。

国家赋权、村庄民主与土地产权的社会认同——基于农户的土地产权合法性、合理性和合意性认同

公共治理与村庄自治的结构性差异形塑了国家土地赋权建构产权环境的法律与现实逻辑,进而造成农户的土地产权社会认同呈现层次性差异。为此,本文利用苏、赣、辽三省2379户农户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国家赋权、村庄民主对农户土地产权社会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产权法律文书强化了土地产权合法性认同,土地调整分别强化和弱化了土地产权合理性和合意性认同;村庄民主形塑了农户较高的土地产权合法性及合理性认同和较低的土地产权合意性认同,且认知民主的正向激励强于形式民主;此外,村庄民主弱化了法律文书的作用,但强化了土地调整对产权合理性和合意性认同的影响。为提高国家赋权的实施绩效和土地产权社会认同的内在一致性,需要塑造国家分权、基层约束、村庄自治、组织构建、群众参与及民主监督的社会治理模式,强化公共治理与村庄自治的对等地位,构建包容性的城乡土地制度。

村庄民主与产权安全:来自农地确权的证据

民主能否提高产权安全性是一项重要而经典的研究议题。在农地集体所有制下,土地调整有可能成为民主破坏产权的制度土壤。故而,需要研究村庄民主对地权安全性的影响。我国农地确权实践为此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为此,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的数据,从民主的广度层面,采用村庄投票率衡量村庄民主,定量研究了村庄民主对农地确权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选举参与率与村庄确权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从性别视角来看,女性投票参与率的提升更能显著提高村庄确权率;从产权稳定性视角来看,土地调整对土地确权有负面影响,在有土地调整的村庄民主对确权未发挥出更多的功效。同时,在发生了征地的村庄,民主也并非更能促进确权。据此,为了保护农户土地权益,仍需扩大农户的政治参与,特别是要动员女性群体参与到乡村政治。

村庄政治中的派性

村庄社会变迁及利益密集是派性形成的前提,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及乡镇不干预是派性竞争的条件。派性竞选中的利益动员,派性执政中的利益主导,带来派性间关系恶化,及与民众沟通的危机。民众被在野派性动员抗争,及维护权益的反应型抗争,既说明派性政治的区隔效应,又说明民众抗争的非政治性。民主政治在村庄发芽,需要政府和村组织践行群众路线,保障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渠道畅通。

村落社会派系化背景下村级治理的协商民主——浙江省X村的调查

在浙江省C市的多元派系村庄中,在派系间的相互竞争中孕育了民主协商的机制。派系间的博弈过程有助于协商理念的确立;派系博弈引发村级治理协商制度的创新;多元派系间的博弈和协商,有利于利益的均衡分配。但就现实存在的派系协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协商民主的理想类型。村庄派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协商民主的平等主体;派系主体的理性、宽容的精神有待于进一步形成。村庄公共利益的产生和认同将是一个艰难的进程。派系的目标并不在于实现理性驱动的共识。

村民自治的现状与问题——基于黑龙江A镇样本的研究

基于2015年对黑龙江A镇12个村庄的调查,从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村庄民主自治状况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得到较好执行,村委会由此获得代表村民管理村庄的合法性;乡村精英有动力参选,且当选者被认为有能力、为人正直且愿意为村里办事,为村庄善治提供了人力资本保证;频繁的劳动力外流削弱了村民与村庄的经济社会联系及参与自治的积极性和责任感,集体行动难度加大,民主监督难以发挥作用;镇政府与村委会、镇政权与村民自治权之间的关系逐步走向法治化。

政治效能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GD和XZ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基于对湖北省GD和XZ村的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从人口学特征、政治行为、政治心理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村民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与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有显著影响;政治行为方面,具有政治选举活动经历、关注时政新闻以及热衷于讨论村里政治事务的村民,其外在政治效能感更高,但政治表达感强度对村民的内在效能感并无明显影响;政治心理方面,国家认同感和政治信任高、认同民主选举态度的村民其外在政治效能感更高,但国家认同感、政治信任感对内在效能感并无明显影响,而认同民主选举产生村官的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更强。

村庄直接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运用中国中西部地区4个省8个县64个村庄956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村庄直接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直接民主能够显著增加农村居民幸福感,村民大会召开次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相当于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增加1.62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把穷人与非穷人分开进行分析时,村庄直接民主对非穷人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穷人幸福感的增加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展村庄直接民主仍是必要的,并应采取适当的政策促使村庄直接民主能够增进穷人的幸福。

土地产权保护与村庄犯罪——来自中国农地确权改革的证据

土地确权和村庄稳定是乡村振兴和社会经济发展中两个重大议题,土地产权安全是维护村庄稳定、推动村庄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调查数据,考察了土地产权保护对村庄稳定的影响,使用村庄民主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发现,农地确权可以显著降低村庄犯罪的发生概率。计量检验表明:农地确权村比未确权村发生犯罪事件的概率下降27.1%,农地确权改革使得发生犯罪事件的村庄犯罪人数减少46.3%,整体的村庄犯罪率下降9.9%。机制分析发现:土地产权保护会通过减少农户间土地流转摩擦、降低征地冲突、改善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缓解村庄贫困等渠道,减少村庄犯罪。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完善土地产权保护类型和提高土地产权保护质量,降低农民维权成本,为农村社会安定和谐发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