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治理现代化的绩效差异解释及其实现路径探析

村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村庄社会的城市化水平,可以将村庄分为城市型村庄和乡村型村庄,这两种类型的村庄城市化水平不同,村庄治理现代化的绩效与路径也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型村庄呈现出“规则化结构”和“强制度化能力”的特征,能够契合现代管理体制,村庄治理现代化建设实现了“规则之治”;乡村型村庄呈现出“不规则结构”和“弱制度化能力”的特征,难以完全契合现代管理体制,村庄治理现代化建设呈现出形式化治理的弊端。相对应的,城市型村庄应进一步优化完善行政全面主导的现代化治理方式,在“规则之治”的基础上进一步激活村庄民主自治,走一条规范而有活力的现代化治理之路;乡村型村庄应为半正式治理保留空间,通过培育村庄公共性逐步提高规范化治理水平,走一条“双轨治理”的渐进式现代化之路。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精准施策推进三类村庄治理现代化

南京市江宁区立足区情实际,根据辖区内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和社区治理需要,坚持因地制宜、分层分类、精准施策,统筹推进城镇型、过渡型、农村型三类村庄治理现代化,探索形成了城市近郊乡村有效治理路径。

基于村庄治理系统困境突破的村庄治理现代化路径:一个分析框架

村庄治理现代化体系由村庄治理价值、村庄治理制度、村庄治理模式、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行为、村庄治理能力和村庄治理绩效等七个部分组成。村庄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关键在于突破村庄治理系统困境。而村庄治理系统困境可细分为村庄治理价值滞后、村庄治理制度不完善、村庄治理模式复杂化、村庄治理主体一元化、村庄治理行为不当、村庄治理能力不强和村庄治理绩效低下等七个方面。村庄治理现代化路径可细化为七个方面：重构村庄治理价值、完善村庄治理制度、改进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实现村庄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村庄治理行为科学化、提升村庄治理能力、提高村庄治理绩效。

村级组织建设路径的地区差异研究--以珠三角地区、中西部地区村庄为经验基础

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不同地区发展十分不平衡。基于对既有研究视角的反思,以珠三角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村庄经验为基础,文章试图引入地区差异视角,从村庄公共事务分类角度揭示村级组织建设路径的地区差异。研究得出,科层化村级组织形式高度契合了珠三角地区的村庄公共事务结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自治型村级组织形式在中西部地区村庄仍具有存续合理性。就当前形势来看,特别是对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而言,以村级组织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村庄治理现代化并不是要对既已形成的自治型村级组织完全摒弃,而是要在这一组织形式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完善。只有如此,才能整体提高中国村庄的治理效率和现代化水平。

村党组织领导权制度化嵌入实现方式研究

村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村党组织要在村庄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但长期以来,绝大部分村党组织依然采用"一元化"的领导权实现方式,包揽村庄权力,不尊重村庄中其他主体的发展逻辑和运作规律,少部分村党组织甚至放弃村党组织的领导权,村党组织领导权威出现弱化趋势,党在村庄的执政基础受到严重影响。随着村庄社会转型的加快,村党组织领导权实现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村党组织应充分考虑村庄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以提高村民对村党组织政治认同水平为中心,以实现高水平的农村社会整合为主要任务,在制度化前提下实现领导权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嵌入。

论乡村礼堂的变迁与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

考察乡村礼堂变迁的不同历史场景,展现其中国家权力、家族权力和民间权力等各股力量在乡村社会互为盈缩的权力结构状态及其社会效应,乡村权力结构的现实存在与乡村政治文化场域——礼堂的形态及其兴衰密切相关。着眼当下,乡村权力结构的现代性重塑已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农村文化礼堂这一乡村礼堂新形态在浙江的孕育生长,为乡村政治文明的传播创造了重要的载体和公共空间,有利于滋养村落公共精神、激发村庄治理相关主体"共生效应",极大地促进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和共治共享格局的转型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