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社会治理：理解农民利益表达行动的一个解释框架--两个特殊案例的一般意义

与既有"底层抗争"范式侧重"个人"和"国家治理"范式侧重"国家"不同,"村庄社会治理"范式更侧重从"社会"的角度将农民的利益表达行动下沉到村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内生于村庄社会的矛盾纠纷,既非底层抗争,亦非农民谋利,其通过矛盾外延的形式表现出的是求助的性质。村庄社会治理框架认为,农民利益表达行动本质上是村庄社会治理问题,其形成与村庄社会自我治理能力和村庄社会他我治理能力的双重弱化有关。正视这一点,对于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和增强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化小农视野下的村庄治理:问题与路径

社会化小农指的是传统小农在后集体化时代自觉融入社会化分工体系之中,受外部因素、社会条件影响并塑造而成的一种小农形态。在资源向农村密集输入的大背景下,由于"社会化小农"个体的社会化、动机的多样化、综合效益最大化等行为逻辑的影响,村庄的治理面临三大困境:村庄利益结构失衡、精英流失所导致的村治主体弱化、乡村伦理的价值流变和自治文化流失。从三个方面着手可以较好地解决:一是通过治理体系吸纳社会精英和建立合作治理体系来增强村庄的治理能力,二是通过培育农村社会自组织来消弭小农的离散化,三是从国家和村庄的双向互构培育公共精神来平衡小农个人诉求与集体利益。

以扩展可行能力复苏村庄秩序——基于晋南某贫困村的案例分析

本文借助森的可行能力的概念,描述一个贫困村在外来者第一书记的引导下,通过活跃村庄生活、组织村民参与村庄事务、村务活动等形式,形塑了村庄秩序,激活了村民的潜在可行能力、扩展了村民的现实可行能力。在恢复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同时,也改变了村庄的社会关系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村民个体的主体性逐渐建构起来,消除了可行能力视角下的贫困。最后对贫困村治理动力来源及其如何维持脱贫效力、通过外力改变村庄活力的行为方式普遍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走向软治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构

基层社会生活的转变形塑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生态，催生了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新变化。从治理能力来考察，以往基层政府所运用的硬治理工具和技术已经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实践中涌现出的诸多新问题，进而会阻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发展。在基层政府硬治理日渐受阻和治理能力弱化的情境下，以社会文化价值共识的形塑能力、社会心理的干预疏导能力和社会合作共治的沟通协调能力为主要内容的软治理应该成为基层政府治理能力重构的主要路径。

银企信用扭曲的根源与治理

依法清偿和债权人清偿是银行债权保护的两个手段.但由于判决执行难,国有银行体制,企业所有权模糊,法律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乏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存在,使银行债权保护能力弱化.应该通过公布"黑名单"制度、实行债转股、实行债务重组、破产申请、健全法规及社会保障制度来强化银行的债权保护能力.

银企信用扭曲的根源与治理

依法清偿和债权人清偿是银行债权保护的两个手段。但由于判决执行难、国有银行体制、企业所有权模糊、法律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乏力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存在，使银行债权保护能力弱化。本文旨在通过银行债权保护手段对企业偿债行为的影响，探讨目前我国银企信用扭曲的症结及其治理途径。

新农村建设视阈下村级党组织领导能力的弱化与治理

周多刚在《理论导刊》2012年第9期撰文认为，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领导作用发挥的基础，也是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堡垒和领导核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村级党组织的领导能力相对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提升村级党组织领导能力，发挥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作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