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混混对村庄秩序的影响--两湖平原与华北农村的比较

两湖平原和华北农村的外来混混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有所不同。在华北村庄,外来混混可以轻松进村扰乱秩序,并对村民产生强烈的心理强制;而在两湖平原村庄,外来混混进村危害需要与本土混混结成联盟,否则会遇到强烈抵制,村民并不惧怕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华北村庄内缺乏狠人,而两湖平原村庄内存在狠人,他们主要是本土混混。狠人抵制外来混混是基于"势力范围"的逻辑,其动机是维护既得利益。两湖平原和华北村庄的这种区域差异,有其社会基础,可以从村庄社会性质中获得理解。

村庄秩序、文化重建与现代化类型

稳定而有活力的村庄秩序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资源与市场的限制使得中国无法走先发现代化国家同类型的道路,故而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以文化重建为主要内容的村庄建设。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存在内在缺陷是缺少群众参与性文化组织及其动员机制,培育这种组织与动员机制是中国通过另一类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也是乡村文化重建的核心内涵所在。

资源下乡、私人关系与村庄秩序——以T村绿化工程承包权竞争为例

从村庄内部的视角,以T村村民与村支书竞争村庄绿化工程的承包权为案例,通过对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的“自己人/外人”区隔,考察当前“项目制”资源下乡背景下,乡村精英在公共项目竞标中的行动逻辑及其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对乡村干部缺乏有效的权力约束,当前农村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呈现出“私人关系化”的明显倾向;公共资源的事务竞争常常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人事斗争,最终往往为打败对方双方都采取了非理性的争夺手段;这种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行为逻辑引发了一系列矛盾纠纷,导致村庄一步步走向失序。构建合理而有效的基层权力约束及其公共资源分配机制,是村庄承接下乡资源并且避免意外社会后果的基础条件。

以扩展可行能力复苏村庄秩序——基于晋南某贫困村的案例分析

本文借助森的可行能力的概念,描述一个贫困村在外来者第一书记的引导下,通过活跃村庄生活、组织村民参与村庄事务、村务活动等形式,形塑了村庄秩序,激活了村民的潜在可行能力、扩展了村民的现实可行能力。在恢复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同时,也改变了村庄的社会关系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村民个体的主体性逐渐建构起来,消除了可行能力视角下的贫困。最后对贫困村治理动力来源及其如何维持脱贫效力、通过外力改变村庄活力的行为方式普遍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及其利益协调机制

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沿革来看,农民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其利益的参与、整合与安排不仅决定了村庄秩序的具体表征,而且亦是实现村庄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动因。伴随市场经济的社会发育,村庄结构日趋开放,以及国家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变相运作,村民自治被视为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困扰,却意味着理性化村庄秩序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村民自治:困境与出路—兼论村庄秩序及其社会基础的构建

我国农村社会转型导致村庄秩序面临解构与重建。当传统的宗法制、行政强制等无力提供村庄必要的社会秩序时,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安排的村民自治成了村庄秩序提供的可靠力量。实践中,村民自治又面临着日益形式化的困境。协调村民自治组织载体的关系,激发自治主体参与村庄治理的热情,建立成熟的村域社会组织系统对接村民自治制度并不断强化农村社会关联成了破解村民自治实践困境与构建村庄秩序的关键。

身体力量和村庄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深入,遏制了村庄内的豪强势力,减弱了"力"对村庄生活的影响。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体制改革,不断弱化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影响,"力"重新登上村庄生活的舞台。

论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兼论村民自治的困顿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村庄秩序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之中,而很少关注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对社会秩序生成的影响。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沿革来看,农民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其利益的参与、整合与安排不仅决定了村庄秩序的具体表征,而且亦是实现村庄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动因。伴随市场经济的社会发育,村庄结构日趋开放,以及国家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变相运作,村民自治被视为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困扰,却意味着理性化村庄秩序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项目下乡后村庄秩序的再审视

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资源输入和规则引导,重构了村庄内部的治理秩序。资源和规则下乡之后改变了村庄权力的运作逻辑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构建起了村庄内部的“权力-利益网络”。村干部稳定的周期性选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项目运作的封闭化是村庄内部“权力-利益网络”的外在特征。信息分享构建起的关系网络,利益让渡推动的秩序运转,责任形式化形成的自主秩序等催生了村庄内部的新秩序。项目下乡推动村庄发展的制度设计,同时形塑了村庄内部社会秩序。

农业雇工合作与村庄秩序再生产——基于豫南白村的经验

农民合作是农村社会秩序研究的重要内容。理解农民合作与村庄秩序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合作背后的实践规则。研究以豫南白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化雇工为例,探究家庭理性规则何以影响村庄秩序再生产。通过对雇工过程与合作关系的考察,发现雇工组织以经济理性为合作目标,维持个体家庭的发展秩序。合作过程是雇工组织的工具化过程,即基于家庭理性形成的雇工组织成为家庭理性向村庄秩序延伸的媒介。研究认为家庭理性扩张消解村庄公共秩序再生产的社会基础,内在隐含家庭理性对村社理性的规则替代。虽然两种理性均具有整体主义和伦理内核,并非西方经济话语体系中的个体理性,但不同之处在于家庭理性是农民基于发展压力而作出的自主性调适,其实践主体和支配结果有清晰的利益边界。作为一种公共规范,村社理性服务于村庄利益共同体是维系村社稳定的秩序机制。因此,要加强基层村社组织建设和培育文明乡风,建立以村社理性为规则的公共秩序。

利益矛盾、村庄秩序与农村老年人自杀

新时期,农村社会发生急剧变革,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日益凸显,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试从利益矛盾和村庄秩序两个维度解析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问题,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预防机制:完善农村老年人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农村利益均衡机制,整合农村利益关系;完善村民自治,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山神与村庄秩序:河湟西纳地区拉沙社火的再讨论

社火是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一种民俗文化活动,不同地区各有特点。社火中丰富的文化事项必定与其背后的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体现着其社会内部的结构。从已有研究来看,人类学普遍缺乏对社火文化的关注。河湟西纳地区拉沙社火寄寓于其特殊的地域背景,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与中国其他地区社火的差异,更透视出其背后独特的社会结构。本文通过对河湟西纳地区拉沙社火过程的梳理与重构,以人类学的功能视角就其社火所反映出的村庄秩序进行讨论,旨在为如何在社火研究中关注社会结构尝试提供一种思路。

村庄秩序与土地确权

村庄治理状况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国家力量,二是村庄结构及与之相关的村庄内生秩序能力,三是钉子户。我老家湖北荆门农村,很多荒地,谁先开荒谁就有土地使用权,就谁得。而大水利配套工程的诸多塘堰,因为大水利解体,无水可蓄,很多就被废弃了。有农户在废弃塘堰围上一角,就有了这一角塘堰的使用权,很快,村庄废弃塘堰被农户占完了。

村民自治中的村庄秩序建设浅析

村庄秩序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对象。而村庄秩序的构建需要村庄内部结构性力量和外部机制介入相互结合才能完成。建国以来,我国村庄秩序的治理主要是有人民公社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人民公社体制是国家通过将权力全面伸入到农村基层社会,完全控制和管理农村来构建村庄秩序。而村民自治的模式强调村民为主体,是村级社会治理制度.这项制度在我国农村中实际运作了二十多年,有力促进了国家和农村,国家和村民,村庄和村民之间的均衡互动,持续的影响着村庄秩序的发展。论文通过探讨大理市龙龛村村民自治实际运作情况,来寻求村庄发展的秩序和途径。

村庄治理层次与村庄秩序供给——兼论国家力量如何进入村庄

村庄治理是我国最基层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庄秩序的有序供给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与社会建设的活力。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国家力量全面进入村庄治理。村庄治理具有多层次性,可划分为私域、共域与公域三大治理层次,私域事务、共域事务和公域事务具有不同的性质与特征。这决定了处理不同治理层次事务和实现不同治理层次秩序的主导性原则存在本质差别。村庄私域秩序的供给应坚持个人主导原则,村庄共域秩序的供给应坚持自治主导原则,村庄公域秩序的供给应坚持国家主导原则。当前诸多村庄治理困境的出现与国家力量的进入对村庄秩序供给原则造成破坏有关,尤其体现为国家力量对村庄私域秩序供给中村民个体主体性和村庄共域秩序供给中村社集体主体性的全面挤压,村庄私域秩序和村庄共域秩序的供给呈现出国家化趋势。要克服这一状况,国家力量需要充分尊重存在于村庄不同治理层次的事务特征,发挥国家力量引导村庄私域治理和激活村庄共域治理的作用,以实现国家力量与村庄治理的精准化与精细化对接,达到村庄善治的目标。

乡村“混混”对村庄秩序的影响——两湖平原与湘南农村的比较

村庄的社会性质对村庄的社会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在两湖平原和湘南农村,由于村庄社会关联、农民行动单位和村庄价值生产能力有所不同,乡村"混混"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两湖平原农村,本土"混混"危害村庄内部秩序,外来"混混"也会在村民的引入下危害村庄秩序;而在湘南农村,本土"混混"一般不会危害本村,外来"混混"进入村庄也会受到村民的一致抵制。

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及其对村庄秩序重构的意义——兼论社会变迁中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

本文在对村落公共空间做出概念界定与理想类型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乡村社会变迁中村落公共空间的演变呈现出正式公共空间趋于萎缩与非正式公共空间日益凸现的趋势。正式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凸现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地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经营村庄”背景下的村干部行为逻辑

通过对中部地区Y村的个案分析,探讨地方政府“经营村庄”背景下村干部的行为逻辑。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经营行为引致经济能人介入村庄政治并进行权力实践,形成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公共资源的私人性分配以及私人关系渗透公共关系的政治秩序。具有产业经营能力的经济能人为了获取项目运作的潜在利益,积极配合地方政府“经营村庄”,以此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经济能人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权力-利益”网络,积极开展项目经营,从而提高村庄社会声望,吸纳普通村民,维护私人化的村庄政治秩序。村干部的权力实践及村庄政治私人化是项目资源激励与乡村利益连带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乡村治理产生消极影响。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项目资源下乡的目的与方式,加强对基层组织的政治引导,建立健全基层权力监督体制,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流动人口与半封闭型村庄的秩序整合——以湖南清塘村为个案

目前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大多是在城乡关系这一大框架内进行的,且主要是从城乡关系这个静态的角度来透悉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效应,尤其是对人口流入地的影响.其中,少数研究虽然涉及到了流动人口对农村本身的影响,但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分析的范畴之内,且在类型学意义上的分析也嫌欠缺.而事实上,农村流动人口除了会改变村庄原有的经济状况之外,还会改变原有的村庄秩序,并且,各种不同类型村庄的流动人口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改变旧有的村庄秩序的同时,也正在对一种新的村庄秩序的整合产生着影响.正是基于此认识,笔者于2002年2月、2003年2月在湖南南部的清塘村进行了两次调查,以期能从类型学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较深入的分析.

村庄内生秩序与农村生态社区建设

当前在我国农村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型时期,由传统村落内部携带而来的内生秩序,正不可避免地对农村生态社区建设施加着特有的影响。在阐述村庄内生秩序对农村生态社区建设积极影响的基础上,剖析了其制约因素,提出了村庄内生秩序与农村生态社会的和谐共进的机制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