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组织化程度、土地流转与农民创业--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8)数据,实证分析了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并检验土地流转在此过程中是否发挥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土地转出在此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异质性影响上,我国村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程度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东部地区最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非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了农民创业,由“熟人社会”构建起来的村庄非正式组织现如今仍然是我国农民创业的主要推动力;而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对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农民对于正式组织缺乏信任,农民创业还是过度依赖非正式组织。此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创业。因此,要有针对性地提升村庄正式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注重建构正式组织与村民之间良好的信任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营造良好的农村创业环境。

社区精英与村庄组织化的内生逻辑

当下农村社会的"去组织化"趋势造成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基层民主发展缓慢、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依靠农村社会的主体——社区精英来提升村庄的组织化程度,因为社区精英是村庄组织化的内源性动力。在村庄组织化过程中,社区精英依次通过以下四个阶段的措施将村民组织起来:创造合作预期,以利益诱导参与;发挥自身优势,以威望凝聚人心;创建组织载体,以组织联结村民;制订组织规范,以管理维持运行。提升村庄的组织化程度,除了要发挥精英的引领作用,还需要地方政府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和规范化的引导。

城乡中国时代的村庄再组织化

城乡中国时代已经到来,对于乡村发展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正如今天,城市居民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四洗三慢两养"新需求,不仅为村庄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为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宏观结构,以及微观个体的去组织化困境带来了巨大挑战。然而,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西方的集体行动理论观点无法有效解释城乡中国时代村庄再组织化现象。为此,我们论证了宏观结构变化与微观个体理性选择在村庄场域的交织互动过程,发现"中心人物-关键群体-后续参与者"通过理性选择而渐次行动,将创造乡村新供给的设想付诸实践,促成了城乡互为供求、有序互动的融合,并巩固了传统村庄社会结构,形成现代性与乡土性相结合的新村庄社会结构,实现了村庄再组织化的不断升级。我们认为,聚焦村庄这一中观场域,将微观的脱离社会情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与宏观的抽象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结合起来,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探究乡村发展问题,才更加符合中国实际。

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的组织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基于皖东S村的案例研究

在租赁型和经营型集体经济发展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为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新的发展路径。皖东S村的典型经验表明,在地方政府发展政策的推动下,为了回应农村待就业群体的社会需求和企事业单位用工的市场需求,有些村民委员会出资注册了各类村级劳务服务组织,通过组织低龄老年人开展在地化劳务服务的方式获取集体收入。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的组织运行过程之所以有效,得益于组织引领与村庄动员机制、规范用工与技术推广机制、灵活管理与熟人监督机制的共同作用。在社会效应方面,发展劳务服务型集体经济为闲置农业劳动力再就业创造了新途径,在低龄老年群体劳动价值再生产、家庭养老负担减轻和村庄再组织化方面产生积极意义。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之际,个案村庄的经验给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来一些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