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重塑与村庄转型互动机制何以构建

新农村建设与对应城乡统筹议题,需要一地一议。本文秉持跨学科空间性转向立场,以城乡规划空间理论认知嬗变为线索,融合社会学"地域活化"知识,提供了一份关于莫干山村空间资源配置和变迁的近10年图示。构建了一个"三向空间逻辑"分析框架,将"地域权型空间"与"以人为本"的多维内涵相结合,解释其间农村人口持续性迁出以及农业和农村形态转变等问题,分析了空间重塑与村庄转型互动机制的生成条件和机理。

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城乡结合部村庄转型研究

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村庄的特点以及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城乡结合部村庄转型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针对城乡结合部村庄的成功转型和持续发展提出了创新的对策和建议。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村庄转型的检视与抉择——由《远逝的天堂》引发的思考

中国村庄的转型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由此引发了对村庄发展前景的激烈论战。而美国康拉德·科塔克的《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对全球化背景下阿伦贝皮这一渔村长达40年的跟踪考察,则把人们的目光更多地吸引到农村都市化这个论题。他山之石,是否可以攻玉?阿伦贝皮的命运在中国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参照。依据已有研究成果和中国乡村发展实况,可知中国乡村有着与其他国家乡村发展不同的演进路径和历史谱系。检视村庄转型的3种样态,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和方法,并把其发展的"实然"与"应然"状态统一到村庄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内在逻辑上,才有可能对村庄的未来发展做出较为合乎实际的前瞻。

村庄转型的道德基石——论新农村建设中集体主义原则的时代价值

和谐农村社会是村庄转型的预期目标,其实现需要社会各种资源的整合,村民道德培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和谐农村社会的重要支撑。道德,作为一种重构村庄社会的“隐性或者软性力量”,会使村民在思维、认知、行为选择等方面产生协调,从而形成强大的向心力,有力地保障并推进村庄转型的正向变迁进程。

道德秩序中的和谐农村——试论村庄转型中道德的时代价值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加速了传统农村社会的解体,现代农村社会随之初步形成。然而,从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农村社会的转变过程具有动态性,即不确定性转型过程中的农村社会可能转变为现代型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抑或回溯到传统农村社会的区位。道德,作为一种重构村庄社会的软力量,保障并推进了村庄转型的正向变迁进程。

城市化中村庄转型与集体经济组织崛起——北京市海淀区东升镇八家村及八家股份社的调查与思考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特大和超大城市结合部地区大量村庄转型成为城市社区的一部分。该文以北京市海淀区东升镇八家村及八家股份社为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考察了以征地农转居或整建制农转居、征收集体土地、以征地补偿费建立转居农民社会保障等为特征的传统城市化政策路径及村庄转型的成本与公正问题。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城市化地区的村庄转型应当实现从城乡二元的传统城市化向城乡一体的新型城市化转型跨越。

经济结构变革、村庄转型与宅基地制度变迁——四川省泸县宅基地制度改革案例研究

通过对四川省泸县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案例研究,本文得出结论:经济结构变革与村庄转型是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内在需求,"农二代"社会和经济行为特征的变化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动力。不同世代的农民与宅基地的粘度不一,代际差异决定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节奏与速度。在总结泸县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即以人为单位、以成员权为基础细化宅基地取得制度和落实居住权利保障;以激励为导向、以区位为根据实行宅基地的有偿使用与退出;以县域为半径、以农民身份为依托实现村庄的有效开放与要素集聚;以闲置结余宅基地为对象实现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利平等;以村庄规模控制为前提、以规划为龙头实现村内自治的宅基地管理与使用制度改革。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生态特色型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转型机制——以上海市青浦区莲湖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上海市莲湖村为案例,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探究生态特色型乡村的空间重构过程及其转型机制。研究发现:①莲湖村乡村重构过程经历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美丽乡村建设和以市场化为主导的民宿快速发展两个阶段,其发展转型和空间重构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尚未达到平衡状态。②由地方政府和民宿业主分别作为两个阶段的关键行动者主导推动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转译与承接转换,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使乡村空间仍处于动态变化中。③莲湖村乡村空间重构呈现出经济职能转型、社会结构重组和空间特征演变的特征,既可看到“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资金支持的模式,也可看到“自下而上”市场力主导的推动。

转型村庄如何实现有效治理?——基于华北高村的人类学观察

在华北一些村庄,由于生计方式和社区结构已经发生转型,促进社会整合的方式亟需改变与创新。华北高村原本软弱涣散,借助修订、实施村规民约和加强党组织建设,构建了一种基于象征符号的文化网络,从而实现了协商共建的村治格局。高村的符号文化网络以“三类标牌”为基础,以党员为引领,以村规民约作约束,建立党群“1+1+X”的组织网络,提升了村庄的聚合力和集体行动力。基于象征符号的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柔性的治理策略,其特征在于将象征符号与村规民约巧妙结合、党支部书记敢于担当、尊重党员和村民的主体性、依赖政府的项目支持。由于这种模式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和卡理斯玛式的领导者,因此其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有待于进一步跟踪观察。

浅析传统村庄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以开弦弓村为例

在江苏南部较发达地区,大批村庄已经远离了传统村庄的模样,形成了社区集体工业经济体系和私营经济体系以及依村民自治为特色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农村社区。本文以开弦弓村经济、政治的现代化为主线,来展现传统村庄的转型和其现代化过程,并通过对此过程的反思以期得出对我国落后地区传统村庄转型有借鉴意义的思考。

村庄空间转型研究综述

梳理近年来有关村庄空间转型的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学者对村庄空间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转型内涵、测度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于如何将村庄空间转型和落实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相结合等问题研究尚不多见,尤其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的发展趋势下,村庄空间转型的内涵尚不明晰、村庄空间转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路径尚不明确。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对村庄空间转型的内涵有更清晰的认知,加村庄空间转型与乡村振兴关系整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研究及其提供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乡村转型研究引起了社会科学界的重视。本文整理了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研究兴起的背景,总结了乡村转型研究的规范内容以及对国内村庄转型研究的启示,认为发达国家的乡村转型研究提供了研究单位选择、转型的本质问题、共性和特殊性以及欧美经验适用性等重要的思考价值。

“陵邑”村落的发展变迁和转型研究——以北京昌平区十三陵镇泰陵园村为例

该文以北京昌平区十三陵镇泰陵园村为例,从村庄产业发展、村落空间结构和形态等方面分析这类村庄的变迁和转型。同时,探讨在村庄规划中如何通过村庄原有的果品种植产业与第三产业相结合,促进村庄经济的复兴;通过整合道路系统优化村庄空间结构;通过整治村落环境形成富有乡土气息的新农村。

基于旅游目的地建设的西北城郊型村庄空间调控探略--以西安市阎良区为例

本文以城郊型村庄在旅游发展中出现的投资、产品、环境、设施、制度等五个方面的困境为导向,立足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历程,在资源禀赋和休闲需求的驱动下,探讨基于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城郊型村庄融合发展模式、特征及危机应对措施。基于西北地区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村庄规划的实证,在解读现状和梳理旅游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主客交往、供需关系和示范效应的作用机制,以旅游目的地建设为指向,提出空间整合、文化融合、设施一体、体制创新等空间调控策略,以纾解城郊型村庄发展困境,为创新村庄转型发展路径提供新思路。

转型期村庄的文化变迁——基于专业分工的分析

用专业分工的分析框架来阐释村庄文化的变迁是一个新的尝试。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相应的市场扩展,将村庄原有的封闭的文化格局打破了。随着乡村自治结构的逐渐解体,村庄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社会分工之中,村庄的政治治理、社会交往、民间信仰、价值观以及婚嫁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与经济结构有相互契合的关系,文化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在专业化分工扩展的情况下,文化的变迁是为了适应进一步分工的需要,降低交易成本。从政治治理、社会交往、民间信仰、价值观以及婚嫁观念五个方面,足以论证村庄文化的变迁是适应村庄专业分工需要而发生的。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景观规划设计--以郑州市新密市米村镇朱家庵村为例

围绕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米村镇朱家庵村的村庄景观规划设计,通过对村域现状景观资源调研,分析景观资源现状的优势与劣势,整合优势资源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米村镇朱家庵村村庄景观规划设计需要统筹考虑自身现状发展诉求以及周边乡镇与村庄发展对其影响,合理优化村庄布局,明确未来发展定位。本次规划设计对原有用地布局进行调整,充分利用当地现有旅游资源打造生态旅游,建设“一心两轴五片区”的空间结构,一心三轴三节点的景观系统,推进乡村振兴建设。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