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以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为例

厘清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效果的提升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基于宁夏、陕西和河南三个省份1440户农户入户调查数据,利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以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为例,实证分析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农户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比例较低,但大多数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较高。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及程度均有显著正影响,在细分维度变量中,弱连接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及程度均有显著正影响,而强连接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有正影响,但不显著。进一步边际效应分析表明,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及程度提升的边际效应都比较显著,在农户参与意愿提升方面,强连接网络边际效应略大于弱连接网络,而在农户参与程度提升方面,弱连接网络边际效应远大于强连接网络。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需要存在吗?——兼论村庄集体的地位和功能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面临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挑战。只有全面认识和理解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才能对其进行评价和取舍。土地集体所有制本身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含义和解释,人们对其意义和作用的认识还较为有限。在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土地集体所有制中集体角色的冲突已不是问题的关键,集体的经济基础薄弱、土地分配不公平已成为主要矛盾。因此,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权能需要进一步厘清和界定,土地集体所有制需要重构。

资源独享的村庄集体经济

在中国近20年的农村改革过程中，农户逐渐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村庄集体的作用总体说来呈下降趋势。但是，在全国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大量发达的村庄集体经济。这些村庄发展了较高水平的农村非农产业，为村民提供了全面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社会福利。不过，村庄集体经济的产生并非是农村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屯不完全是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乃是基于村庄集体对土地和资金的垄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发展机会的垄断。而农村工业化的开始时间以及产业规模，对村庄集体垄断资源的程度有很大的影响。

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的小型农田水利供给机制分析——一个村庄集体行动模型的构建及检验

村庄小型农田水利供给一直是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领域探讨的焦点话题,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视阈下如何克服村庄小型农田水利供给所面临的集体行动困难将成为实现农村公共事务善治的重要方面。采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在对村庄小型农田水利供给集体行动困难展开理论剖析的基础上,应用两点分布对博弈模型进行了转换,并使用调研的1600户农户数据对村庄小型农田水利供给集体行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村民的思想意识、经济结构和社会资本三方面对村民的社会理性程度有重要影响,是决定村民是否选择参与村庄小型农田水利供给集体行动的关键。

社会资本、农户分化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

探寻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为例,从是否参与和参与程度两个阶段分析了社会资本、农户分化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两阶段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收入分化则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交互作用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显著降低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负向影响,提升收入分化对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积极培育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加快兼业型农户转型、构建适度决策集团规模与差异化激励机制等政策启示。

发展新型村庄集体经济 推动山区农村经济发展

土地改革后,山区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然而今天,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进一步增加收入却陷入了泥潭,特别是在山区农村,这种情况更为明显。目前,山区农村存在一系列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正在进一步恶化。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了解决山区“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山区农村,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农民生产自主权和农业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发展新型的村庄集体经济,建立农业合作社,走农业产业化经营道路,发展村庄群或村庄带小区域经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村庄就地发展成城镇,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必走之路。

社会资本、收入差距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以三省区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维护为例

厘清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效果的提升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本文基于社会资本与收入差距双重视角,利用河南、宁夏、陕西3个省份180个村庄的微观数据,以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维护为例,采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与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及程度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收入差距与农业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其程度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交互作用分析发现,社会资本能显著地减弱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程度的消极影响。基于此,本文结合当前农村制度环境及发展要求,从完善农村基层公共政策体系、搭建农村公共事物治理平台及创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机制等方面给出相关政策启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会影响集体行动吗?--兼论村股份合作社的价值

本文立足产权理论,阐释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民产权“幻象”及其原因,并考察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引致产权细碎化和强排他性,导致农民滋生产权“幻象”,弱化了村庄集体行动。(2)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具有自我强化功能,村股份合作社在利益分配、决策参与方面所发挥的调节功能一定程度上能弱化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冲击,但组织化程度提高并未能缓解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弱化效应。(3)对人口规模较多、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人口流出的村庄,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弱化影响更为明显,而对人口规模较小村庄而言,改革却会提升村庄集体行动能力。本文结论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在产权细碎化情境下促进村庄集体行动提供了政策建议。

集体化村庄的村治锦标赛——基于山西省J村的个案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集体化村庄的组织架构呈现出"类科层制"的特征,村庄治理表象与形式趋向于锦标赛体制。研究发现,集体化村庄能够将集体权威压力、指标量化考核、锦标赛排名约束、福利分配激励等要素整合,形成程序化、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对激励村干部和动员村民积极参与村庄事务起到良好效果。这种治理方式可称为村治锦标赛,其本质是一种"强压力—强激励"的村治过程,符合集体经济条件下集体与个人利益同质化的逻辑、双轨治理方式下的实践选择和村庄资源配置条件下的动员指向。村治锦标赛将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式有机融合,形成一种与锦标赛体制相近但内涵更为丰富的乡村治理模式与机制,有助于丰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内涵,也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有效治理提供借鉴参考。

集体化村庄: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有效路径——基于西藏D村脱贫经验的考察

处于深度贫困地区的西藏D村,为摆脱村民因原子化的个体能力贫困而难以实现精准脱贫的困境,采用集体化村庄的形式,打造集体产业、激活村民的市场意识,带领村民实现了从依赖国家政策性补贴转向工资性收入为主的转变。不仅快速稳定脱贫,而且集体主义价值认同同步形成并强化,有效推动了村庄集体经济、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这种以唤醒集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村庄集体化脱贫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农村社区发展的成功样本,不仅对深度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而且对全国正在开展的乡村振兴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贾宝执与白家沟村庄的农业集体化(1944～1964)

劳模贾宝执从普通农民成长为乡村领袖和国家在乡村的忠实"代理人"与1944-1964年晋西北白家沟村的农业集体化过程紧密相连。其个人生活和实践活动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影像,通过对其生活图景的阐释,有助于展现国家、个体和村庄之间的生成关系,了解党领导下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乡村领袖的崛起及其对乡村发展过程的推动,并为当代基层干部推动新农村建设提供启示。

对集体化村庄建立、健康发展的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多为分散性村庄,但也有不少集体化村庄与之并存,以邢台市前南峪、东留善固村和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等为代表的集体化村庄表现抢眼,它们基础设施完善,公共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健全、精神健康向上、人民安居乐业。发展集体经济,在农民组织化的基础上发展基层民主和集体主义文化,特别是培育有奉献精神、能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农村优秀带头人等,是集体化村庄能够建立起来并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集体产权与封闭乡村社会结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基于温州的调查分析

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以村庄集体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构筑了封闭的乡村社会结构,广大农民被内在地束缚在乡村大地上难以自由流出,离土无法真正离乡。同时,基于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员也无法真正流入并融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质性变革,但是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制度却成为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阻滞。由此,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矛盾与冲突,造成了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集体产权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破除封闭、排外的乡村社会结构。

不同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与分散型村庄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广大农村基于农业经营方式的不同,形成了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两种不同类型的村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多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实体的演化将形成亲资本化农业经营体系与亲劳动化农业经营体系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而基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体系的不同选择和影响,未来分散型村庄发展将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选择和演化态势。

城市村庄改造模式新探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规模在迅速扩张,城市边缘土地被逐渐占用,许多村庄虽然从地域上看已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户籍、土地权属、行政管理体制等仍保持着农村的旧模式,这就引发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如何妥善地解决“城中村”问题,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平衡发展?笔者认为必须以思想观念的更新为前提,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全面系统进行。

乡村权力结构中的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基于5个村庄个案的分析

本文考察了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的发展运作情况,对该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展开了探讨,对已有经济能人型村治模式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反思。

把宗族力量导向集体主义追求——以宁德市屏南县双溪镇为例

宗族是传统乡村的重要组织机构,虽然其在某些方面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其互助性、保障性、教育性、情感性对农民又会产生凝聚力,有利于激发集体情感。为了使宗族势力在农村集体主义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要提高民主意识,促进农民族人向现代政治人转变,增强农民的集体责任感;要依托宗族力量,促进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增强村庄的集体凝聚力;要引导宗族活动,延续村庄集体记忆,促进宗族归属感向村庄集体归属感转变。

对农民合作“理性”的一种解释

20 0 3年是湖北省实行税费改革 ,取消共同生产费后的第一年。之前在共同生产费名义下收取的灌溉水费 ,改由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成立的农户用水协会收取。 2 0 0 3年夏 ,湖北省荆门市一个村民小组在收取灌溉水费的时候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在五月底收取亩平 2 0元的抽水费时 ,有 3户农户因为自家农田在水渠边上可以搭便车 ,没有缴纳抽水费。到了七月底 ,因持续干旱 ,需要每亩再收取 1 0元抽水费 ,如此就可以将所有稻田灌溉一遍 ,确保全年稻谷丰收。但村民们要求欠交农户补足上次欠交的抽水费 ,否则拒绝交款。而欠款农户则只同意缴这一次的抽水费 ,不愿补缴前次所欠水款。用水协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不能调平分歧 ,最终不能收上抽水费 ,致使守在泵站边上的农户们眼看着到手的稻谷被旱死。据农民自己算账说 ,因为这次没有抽成水 ,亩平至少减产 2 0 %,有的农田基本绝收。按当地亩均水稻 1 5 0 0斤的产量来计算 ,减产 2 0 %也就是亩均大约减少 1 5 0元的纯收入。附近的数十个村民小组普遍存在如上问题。用 1 0元的抽水费换来 1 5 0元的收入 ,显然是十分合算的 ,即使少数农户不愿出钱抽水 ,只要大多数农民愿意多分摊一点钱 ,也能将水抽上来 ,所有人的损失都能避免 ,而且对于他们自己也依然划算 。

集体化村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在中国大地上并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具备了对它们进行深入、系统、客观的分析与研究的条件。相对于个体私营经济基础上的分散型村庄,以华西村、南街村等为代表的集体化村庄基础设施完善、社区环境优美、公共事业兴旺、社会保障健全、社区福利丰厚。发展集体经济,完善集体层面统一经营,在农民组织化的基础上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基层民主和集体主义的主流文化,持续培育具有奉献精神、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领导团队和领导梯队,是实现集体化村庄可持续发展的要素。

The Practi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 Communal Ownershi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Disputes in China

As shown in the many disputes occurring in reforms to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reforms aimed at clarifying property rights that follow the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for arable land are not wholly compatible with the informal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followed in village communities up to the present. This 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the existing theory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no longer provides a sufficient or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game in the practice of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Further,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are conducive neither to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over forest tenure nor to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forest lan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more inclu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rural property rights： village communal ownership. This highlights the village community as the main force in the practice of property fights and integrates the communal ownership values accumulated and inherited in the course of village transi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a rational mechanism develop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village communal ownership may be able to further improve and encourage the reform of rural property fights in China, lea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m system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involving clear title to the 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