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村庄非农化概念的建构及讨论

村庄非农化是指村庄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特征表现出了与传统村庄不同的特征,并逐渐拥有现代城市特质的现象。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H省D镇下属的五个村庄进行的问卷调研和田野考察,将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探究村庄在生计模式、村庄服务业、村容村貌、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领域呈现的非农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建构村庄非农化的概念。

非农化村庄经济形成的社会学思考

非农化村庄经济是非农化村庄存在发展的基础 ,是非农化村庄现存格局的决定性因素。非农化村庄经济的形成是农村城镇化中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 ,自主选择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的并存是非农化村庄经济形成的前提 ,非农化村庄利益共同体的内聚是村庄经济形成的动力 ,以非正式制度为主的村社积累机制是村庄经济形成的机制保证。

非农化村庄整体改造中的把持陷阱与规划应对: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以集体建设用地为核心的存量改造在广东推行已逾七年。检讨相关政策实施的文献,发现利益各方围绕土地增值收益的博弈是推动改造和塑造结果的关键。同时,规划调控弱、开发强度过高和公益设施配套不足极为普遍。然而,从微观层面对改造失控背后制度性逻辑的研究匮乏。此外,已有研究多视开发商逐利、政府寻租以及两者的合谋为改造失控的主因,而对土地持有者如农村集体的角色鲜有涉及。本文结合制度变迁的理论和村庄改造案例的深度实证探讨制度转型、利益各方权利关系演化和博弈的结果。研究发现旧改政策强化了村集体的地权,但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未充分界定。在不确定的制度环境下,积极推动改造的政府先期投入以保障集体收益,而村集体则依托现实的土地占有占据博弈的主动,不断"把持"政府,争夺土地收益,最终使政府在维持社会公益上逐步妥协,危及空间品质和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发展渐行渐远。旧改应力求政府统筹,完善利益分配和规划制度。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治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城市周边非农化村庄在"消失"阶段的村治问题。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对一个典型非农化再组织村庄进行个案剖析,解释其成功政策背后社会资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结果认为,良性循环的社会资本不断形成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有助于解决城中村改造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为未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村庄治理提供参考。

从农业大县、世界工厂到湾区都市--东莞城市四十年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东莞凭借临近香港的区位优势,以廉价的土地和全国的剩余劳动力吸纳国际资本,通过构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低成本产业区而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用外源型产业推动经济发展、以农村集体土地推动工业化的"东莞模式"。长期依赖以香港为跳板的外源经济"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发展,塑造了东莞外向性、扁平化的市域城镇空间格局,在金融危机后又开始成为深圳的工业郊区。然而东莞的城市规划长期只关注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必须回应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要求,通过"湾区都市、品质东莞"推动市域空间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