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村建居过程中的群体分化问题

撤村建居正在引发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是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转变,第二层面是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群体分化现象,给市民化进程带来复杂的社会后果。本文综合分析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化的机制以及对市民化的影响。

撤村建居社区党建工作的问题与对策——以杭州市为例

受撤村建居社区独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影响,撤村建居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着党员教育管理难度大、社区领导干部腐败风险大、部分社区党组织功能定位与社区实际和居民群众需求不相适应、部分社区党组织与属地新经济组织党组织关系不够顺畅等传统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和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所没有的独特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学设置基层党组织,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健全撤村建居社区监督网络,有效遏制社区干部腐败;因地确定撤村建居社区党组织功能,分类建立社区领导体制;科学设定选人标准,不断配强撤村建居社区领导班子;普遍设立乡镇(街道)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委,统一领导社区单独建立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组织。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撤村建居”型社区治理——以杭州的实践为例

城市化进程使得城郊地区和城中村出现了大量"撤村建居"型社区,这些社区尽管在产业结构和农民身份属性上早已实现了非农化,但其社区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了村庄的治理模式。本文以杭州的实践为例,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撤村建居"型社区治理,并提出社区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撤村建居——城郊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反思

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普遍采取撤村建居的方式推进城郊农民的市民化,实践中,撤村建居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却远不如政府估计的那样乐观,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权益,而且由其推进的城市化也有过快、过大之嫌,违背了城市化发展规律,因此,必须选择新的城市化路径以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兰州市城关区“城中村”“撤村建居”后的村民生活状况调查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中村"问题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2006年初,为进一步加快城市建设步伐,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城市竞争力,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地处西北欠发达地区的兰州市启动了"城中村"改造工程。本文以兰州市城关区5个"撤村建居"的"城中村"为研究对象,从关注改造给村民带来的生活变化这一视角出发,在实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兰州市城关区自2006年初启动"撤村建居"工作以来,"城中村"改造工程的效果,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浙江“撤村建居”后新型社区文明的创建

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撤村建居"后新型社区建设成为当前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力求从区域发展轨迹和演变趋势的角度,剖析"撤村建居"后新型社区文明创建的现状和特点、存在的若干问题和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撤村建居”中的农民权益保障——浙江J市调查

当前,“撤村建居”中农民权益流失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地影响城市化的顺利进行。本文以实地调研资料为基础,结合相关的制度文本,对农民权益流失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拆村建(并)居”后的基层“错乱”与原村级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对宁波市城市化进程中创新社会管理的调查

"]拆村建(并)居"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常态现象。但"拆村建(并)居"在总体上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特定时段内也有使该地社会管理陷入"错乱"的风险。要化解这一风险,还需要原村级党组织在转型期有所作为。为此,应本着求真务实创新的态度,有弹性地对待原村级党组织的职能定位,对过渡期进行统筹安排,让股份经济合作制党组织发挥好转型期的特有作用。

撤村建居中的农村集体资产处置和农民利益保护研究

撤村建居是伴随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城乡统筹改革的必然产物和根本要求。以农村集体土地为核心的集体资产处置和农民利益的保护是推进"村改居"工作顺利开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在借鉴各地撤村建居的实践探索并结合对杭州市周边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的实地调查,对撤村建居中集体资产处置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及农民利益保护进行分析,旨在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撤村建居后“农民”社会交往状况分析——以杨凌示范区W小区为例

撤村建居是城市化的重要方式。农民的城市化转型不只是户籍身份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农民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等的转变。本文以杨凌示范区W小区为例,对撤村建居后的"农民"社会交往状况进行分析,分析他们在城市化转型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撤村建居与农民市民化:困境与对策

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给城市化的推进带来了障碍。在城市不断扩张的同时,失去土地的城郊农民被迫成为市民身份,却没有真正的市民化。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涉及观念转变、失业、生活环境与方式变化、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的过程,而忽视其中的任何问题都可能导致农民市民化的困境。

杭州市“撤村建居”社区的治理转型之路

"撤村建居"社区是传统农村转向现代城市社区的重要空间场域,也是农民实现市民化转变的空间载体。杭州市在"撤村建居"过程中基于社区体制机制调适、公共服务推进、融合化发展、市民化能力提升以及历史文脉传承等实践举措,走出了一条从"土地"到"空间"的社区治理转型之路,并从一般意义上为推进农民市民化、社区城市化提供了经验启示。

重建秩序:撤村建居社区治理的困境与转型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在中国催生出众多撤村建居社区,由于二元分割的管理体制的存在,使撤村建居社区成为"城不城、乡不乡"的独特社区形态,也使撤村建居社区治理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难点。通过分析撤村建居社区治理中存在主体缺位、组织涣散、市民化进程缓慢等问题,提出重建秩序是撤村建居社区治理转型之关键,它既包括对社区制度的重构,也包括社会资本的积累、社区共同体的构建。从宏观层面来看,则需进一步梳理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明确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及地位。

撤村建居的文化认同与社区重构——陕西合阳知堡社区规划实践

在快速城镇化发展时期,进入城市的农民如何实现市民化,已成为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农民进入城市,需要从心理、文化等方面融入城市,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归属感。然而,实践中的农民新村建设往往简单照搬城市小区模式,没有考虑农民的生活习俗和居住文化,使农民在新的环境中难以产生认同感。论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基于"文化认同"和"文化适应"的理论,探讨农民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从社区建设层面思考农民文化认同与现代城市发展的融合,提出社区规划设计应从农民生活需求出发,通过提供文化活动空间传承地方特性,提供交流场所延续历史记忆、增强社会网络。

撤村建居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与实现路径

撤村建居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两栖社区,它既有农村社区的社会属性,又开始融入城市社会的管理体系。撤村建居社区的独特属性导致社区党组织的功能既不同于农村社区党组织也不同于城市社区党组织。文章运用政党功能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提出撤村建居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应定位于五个方面:即利益表达与利益协调功能、经济发展功能、服务社区功能、社会融合功能、精英选拔功能,进而讨论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路径。

“撤村建居”社区的空间结构及其治理意涵——一个理解“乡—城”变迁的新视角

国家主导下的城镇化战略催生了大量"撤村建居"社区。"撤村建居"社区是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的中间场域,是农民实现市民化转变的空间载体。当前,"撤村建居"社区建设中存在"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治理的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两个突出矛盾,原因在于没有系统考察社区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治理转型与秩序重建的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空间是"乡—城"变迁过程中社区内各种社会关系变迁的产物和体现,既在纵向上反映了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总体性空间变迁,也在横向上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三个维度体现了"乡—城"变迁的动态变化。空间变化对社区治理的主体、单元、网络、范围和机制等均形成挑战和冲突。"撤村建居"社区应转向以空间为基础的现代治理模式,以此增强人、空间与治理的协调从而降低城镇化风险。

空壳村撤村建居的难点与探索实践——以江阴市为例

空壳村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作为全国工业化的排头兵,苏南市县经济社会已发生深刻变革,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居民,农村所属集体土地全部或部分征收征用,形成了许多无农业、无农民、无原始村庄的空壳村,城乡社区治理面临现实挑战。为破题空壳村,以江阴为代表的苏南市县有序组织、依法依规地推进撤村建居工作。

乌鲁木齐撤村建居进程中对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化的思考

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是乌鲁木齐撤村建居工作中农村集体资产改革的方向;也是为巩固集体经济和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确保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随着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需要我们对此进一步进行探讨和研究。

WTO与中国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优化农业结构。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农业发展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也带来了消极的因素。我们要在WTO的框架内,有效地利用WTO规则,通过合理的定位农村金融政策,最大限度地支持我国农业的发展,扩大农产品的出口,有效地服务新农村建设。

城镇化背景下撤村建居社区管理分析——以杨凌示范区W社区为例

撤村建居是我国城镇化的路径之一,撤村建居社区是居民的主要生活环境,社区建设对居民的市民化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撤村建居社区既要重视自身建设又要加强社区与外界的互动,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提高城镇化水平,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居民的公民意识,最终建设成真正的城镇化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