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底+助推”:社区转型共同生产模式及其生成机制——以S镇“村改居”为例

“村改居”后续治理难题和可持续发展困境引发了对社区转型依靠力量、动员机制、推进策略等问题的反思,亟须构建一种兼容党政主导和居民参与的社区转型共同生产模式。案例表明,“兜底+助推”的共同生产模式催生了“村改居”的整体转型。党建引领下的体制赋能和资源支持机制为搬迁动员提供了兜底保障;组织协商和信任塑造机制加强了多方互动,助推了共同生产的发展。体制赋能、资源支持、组织协商、信任塑造等四大机制互为补充,共同形塑、巩固和维系了“党政链接社会”的共同生产方式。从根源来看,社区价值共创是社区深度转型和持续发展的关键。从过程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社区转型共同生产的模式、机制和策略,有助于拓展共同生产研究和丰富地方治理工具。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村改居”农村社区公共性衰落研究——以皖西J区H村为例

公共性是乡村治理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其贯穿于乡村有关的事务与环境之中,并且依靠乡村生活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受市场经济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村庄集体性、公共性开始瓦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大量“村改居”农村社区诞生,传统农村生活受到影响,导致村庄公共性再次式微。无论是促进社会凝聚力、维护社会秩序,还是保证公共参与程度,“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的健康发展都有赖于“公共性”的重建。该文以皖西J区H村为例,从“村改居”前后农村社区公共性缺失方向研究,探讨“村改居”农村社区公共性流变的逻辑,为“村改居”农村社区的公共性的建构梳理新的思路,从而为现代农村社区治理提供新的借鉴意义。

“村改居”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表征、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控制权理论视角的探讨

增强“村改居”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普惠性和均等性,对弥合城乡公共服务间隙,提升城市更新品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对广州20个“村改居”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状况的调查发现:公共服务设施供需不平衡、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结构不清晰、公共服务覆盖人口严重倒挂、公共服务提质制约因素较多,成为“村改居”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表征。上述困境表征可以置于控制权理论视角加以分析,“村改居”社区在“镇村体制”向“街居体制”转制过程中,各方主体在事权和财权的权力转换中出现了“目标—激励”的模糊化处置。基于此,建议以普惠均等价值理念为牵引,将“村改居”社区公共服务按照公共性程度构建多元主体权责统一的“目标—激励”供给体系,创新多元主体低成本供给运营机制,促进公共服务供给责任从模糊化向清晰化、精细化转变。

人口结构因素对“村改居”社区居民体育参与的影响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法、比较分析法、数理统计法探讨了人口结构因素对“村改居”社区居民体育参与的影响。在“村改居”社区居民中,不同年龄段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呈“倒U”形趋势,男性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高于女性居民;不同年龄段男性居民在体育参与的频率和强度上存在差异,而不同年龄段女性居民在体育参与的频率和强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非农业户籍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高于农业户籍居民,且非农业户籍居民在体育参与上受社区环境满意度和体育健身类社团发展情况的影响较为显著。不同家庭规模对居民体育参与的影响显著,其中家庭人数为“3~4人”的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最高。不同婚姻状况对居民体育参与影响也较为显著,其中已婚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最高。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呈现出随受教育程度、月收入、阶层位次提高而增加的趋势,受教育程度、月收入、阶层位次对居民体育参与的频率和强度影响显著。

“村改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在逻辑与路径——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

在城镇化和老龄化的双重因素驱动作用下,“村改居”社区老人日益增多。如何提高这一特殊区域老年人群体的养老服务品质,从而保障其合法权益,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有的题中之义。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村改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供需错位、人才匮乏、资金断层和主体单一等困境,从顶层设计+资源整合,推进“村改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功能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推进“村改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技能培训+人才培养,推进“村改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专业化;科技赋能+转变观念,推进“村改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品质化等方面提出了“村改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新路径。

“村改居”社区营造的本土实践与反思:以驻马店市P社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化”,村庄变为社区。社区居民既是社区治理成果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更是建立社区治理良性循环的重要因素。本文以P社区营造——“村改居”居民多主体参与社区事务项目为例,从空间营造、活动营造、赋权增能三个方面介绍社会工作介入社区营造的实践过程,从中分析P社区营造中显现的问题,并思考提升社区营造效果的策略,助力实现更好的城市社区治理成效和格局。

株洲市“村改居”社区体育发展的制度困境与路径选择

在健康中国与全民健身的背景下,“村改居”社区体育问题日趋突出,如何规范其发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以湖南省株洲市“村改居”社区体育为研究对象,从政策落后、资金匮乏、设施陈旧、体育意识薄弱和体制机制不健全等方面进行研究,剖析了社区体育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从政策体系创新、资金投入多元化、场地设施建设、居民体育观念增强、制度与机制健全等方面提出发展策略,为株洲市“村改居”社区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城乡一体化下社会工作介入村改居社区老人文化转型的路径探析——基于S市D社区

“村改居”社区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社区转型必然会带动文化转型。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变化不仅意味着其身份的改变,同时还会给老人带来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的变化,势必会给老人在心理上造成冲击。本文以D社区为例,分析其在文化转型中的困境,结合社会工作方法,为社会工作介入村改居文化转型的路径提出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村改居老人个体心理不适,为其适应文化转型创造更好的条件。

协同治理在“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实践

“村改居”社区在人员结构、设施环境、公共管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特殊性。十多年来,各地政府通过加强对“村改居”社区的公共文化建设,不仅提升了居民的文化素质、精神面貌,在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增强社区凝聚力方面也取得明显成效。当前,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面临从均等化到品质化的提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探索提高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参与度之法,使文化建设者与文化享受者合而为一,以增强社区居民的获得感、认同感和自豪感。

偏差与调适:“村改居”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困境与治理对策——以广州的实践为例

“村改居”社区是渐进性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过渡性存在,但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存在“城”与“乡”的不协调不平衡现象。本文通过对广州40条城中村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村改居”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硬件设施供给效果不彰,财政供给关系调整微弱,人事供给缺口明显等问题。从政策执行视角看,造成“村改居”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主要在于政策执行的动机偏差、规划失衡的尺度偏差和路径依赖的事责偏差。为此,需强化目标引领,系统谋划“村改居”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顶层设计,进一步细化“拆治兴”并举的具体对应举措,明晰激励分配结构,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和责任激励的两翼保障。

共同富裕视域下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张力与纾解审思

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践行共同富裕理念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实地调研法,基于共同富裕视域对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的内在张力进行探析。研究认为: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由治理目标、客体、主体、理念、方式、环境6个要素构成,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的现状:治理客体的体育惯习并未随居住空间的城市化而改变,治理理念中以人为本的核心要素未能有效贯彻与执行,治理主体中名实分离的体育组织潜藏实际治理的乏力;进而剖析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文化、理念与目标张力。在此基础上提出纾解策略:强化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主体协同,转变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理念,更新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目标,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村改居社区的融合性治理问题

破解村改居社区所带来的城乡社区治理二元结构,推进村改居社区的融合性治理,是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议题与关键实践举措。聚焦村改居社区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我国村改居社区融合性治理面临着公共权力运作空悬化和市民权利半城市化两大问题。推进村改居社区的城市化转型,应从“制度—过程—文化”三方面推动融合性治理:以党建引领推动村改居社区各项制度有序变革,实现村改居社区制度并轨与制度性融入;重点解决资源配置结构问题,确保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集体经济资源与社区善治目标之间的有序协调;在社区公共空间、社会网络、文化归属感等层面构建社区共同体,推动村改居社区居民生活方式与自我心态的城市化融入进程。

“村改居”社区韧性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

随着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和城市脆弱性不断增加,韧性治理被广泛运用于城市治理实践,但“村改居”社区韧性治理这一议题未受到足够关注。“村改居”社区韧性治理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集体行动,是保持动态均衡的循环过程,是自发适应转型的策略互动。基于对所选案例的分析,发现“村改居”社区面临空间分化、权责悬浮、功能弱化、文化堕距等现象,通过营建开放融合街区、统筹多元参与力量、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共筑精神文化家园等具体做法,体现出弹性化治理、协同性治理、数智化治理、人本化治理的运作机理。面向未来,需要强化集约规划、协同共治、资源整合、共性凝塑,不断优化韧性空间布局、筑牢韧性组织基础、打通韧性管理梗阻、提升韧性文化底蕴,以实现“村改居”社区善治的价值目标。

共同富裕视阈下的“村改居”模式与机理研究——以北京市昌平区史各庄街道为例

“村改居”已经成为城乡结合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共同富裕则是“村改居”的根本目标。本研究以处于“村改居”政策后期的北京市史各庄街道为研究对象,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建立了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相关资料,分析了“村改居”的现实需要、模式形成以及阶段性成效,进而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表明:史各庄的“村改居”有取代“瓦片经济”的“新富路径”探索、消除村民及村间收入差距的“共富”、支持所在区域的共同富裕等三方面需求;“村改居”采用了“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其中“旧村”拆除沿用了已有的政策,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使得政府与村民相向而行、形成合力;“村改居”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共同富裕构建了治理保障,夯实了经济基础,建立了能够有效缩小村间收入差距的分配机制。研究建议: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建立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创新集体经济发展业态,确保集体产业高效发展;对史各庄“村改居”模式进行借鉴时,应关注模式探索和形成中的机理。

村委会推动“村改居”社区居民可持续生计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以郑州市Q社区为例

“村改居”社区居民获得可持续生计是我国城镇化目标的内涵之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以郑州市Q社区为例,通过构建村委会推动“村改居”社区居民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村委会工作中存在的识别脆弱性背景和厘清生计资本工作不足、引导生计策略与丰富生计成果效果甚微等现实困境进行剖析。研究表明,村委会对该工作内涵与重要性认识不足,降低其责任心与主动性,自上而下供给的固化思维、关键网络节点作用难以发挥降低了村委会工作成效。基于此,对村委会推动“村改居”社区居民可持续生计,提出加强该工作内涵与重要性认知、改变固有工作思维、建立上下对话机制、发展多主体合作与内外优势共同发力的可持续生计途径的路径建议。

共同富裕视域下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问题检视与实践路径

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调研、逻辑分析等方法,检视共同富裕视域下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的价值、问题,并提出实践路径。价值:统筹推进全民健康的国家战略布局,打造现代化、生态化的体育经济增长点,满足居民多元化、多层次、多方位的体育需求。问题检视:多元主体共治效能偏低,公共体育服务供需失衡,治理配套保障机制缺失。实践路径:统筹发挥多元合力,提升体育治理效能;坚持体育惠民导向,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完善配套保障机制,确保治理执行效果。

“村改居”社区的“非正式治理”——以重庆D社区的治理经验为例

“村改居”社区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过渡性产物,呈现城乡双重特性。它既具备传统农村熟人治理特色,又带有现代城市社区管理需求。本文通过考察重庆D社区治理实践中“三事分流”的工作过程,发现其主要通过信任建设与个人威信、关系资源与大事化小、老人权威与人情关怀以及双管齐下与大事处理四重“非正式治理”路径,将各种社区事务作内部化处理,形成一种“非正式权力运转秩序”。这些治理路径能够有效融入并配合社区“半正式治理”和“正式治理”的组织架构运行,提高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整合民间资源、提升自治效果,减轻基层政府的治理负担,扩大治理范围、增强治理能力,由此成为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有益探索。其成功的关键是社区党组织的有效引领。但这些“非正式治理”路径也面临诸多实施困境,亟待从“新乡贤”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中寻求化解之道。

吸纳式合作:乡贤参与下的村改居社区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基于Z市N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村改居社区囿于居民的异质性以及新的认同机制尚未建立等因素造成矛盾纠纷频发,乡贤参与下的矛盾纠纷调解可以为基层政府提供新的治理思路。但是从各地实践来看,当前乡贤参与基层治理仍面临诸多困境,如何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乡贤参与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对张家港市N镇的案例研究发现,乡贤可以通过成立社会组织的方式参与到基层治理中。在行政吸纳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基层政府与乡贤成立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吸纳式合作”理论框架。吸纳式合作以政府的治理压力和乡贤的参与意愿为前提,二者基于共同的目标,在双方需求的契合下通过政府购买乡贤成立的社会组织的服务建立起合作关系。吸纳式合作通过规范化的制度流程建立了基层政府与乡贤之间常态化合作机制,为各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在合作中也需要谨防乡贤参与的过度行政化倾向。

治理共同体建设与“村改居”社区有效治理——以鄂东社区“1+N”网格化治理模式为例

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有效回应了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老旧小区的人员流动扰乱了基层社会秩序,导致社区治理陷入以信任缺失、漠视公利和规范失效为表征的公共性式微困境中,需要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解决治理难题。鄂东社区的“1+N”网格化治理模式,作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具体实践,通过吸纳多元主体建构社区治理体系,强化利益联结提高居民公共参与,输入现代观念建立社区生活规范,推动了“村改居”社区的有效治理。这得益于以党政统合构建的资源共同体,以责任赋予构建的利益共同体,以情感激励构建的价值共同体,共同构成了“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成为“村改居”社区的重要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