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社会结构的改造

抗战时期,中共在晋察冀边区村选举与村政权建设中,为乡村社会各阶级表达或隐匿其政治诉求与政治利益提供了实践舞台。中共、村干部、民众在乡村民主政治的舞台上,发挥了不同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改造了村政权组织结构,削弱了地主、富农对乡村权力的影响,锻炼和培养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乡村干部队伍,促进了民众行为、思维方式的转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以人为本”理念在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中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从建立伊始就努力践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主义原理,树立人民本位观。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进行民主选举,选出了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村干部,建立了服务型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演变

抗战前晋察冀乡村权力的主角绅士"去农民化"凸显,已沦为"赢利型经纪",乡村政权痞化;且乡村权力组织(包括宗族制、牌户制、闾邻制、保甲制和山西"村制")之职能主要向催征钱粮、征收摊款、指派劳役等倾斜,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通过村选来改造旧政权。健全组织机构,实行"三三制"、简政,晋察冀边区最终普遍建立起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村政权。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的特征与意义

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具有基础性、群众性和差异性等明显特征。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的巩固与发展,进一步扩大与巩固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极大地激发与调动了边区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意识与能力,为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到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有利于党的各项政策与措施在边区各地的顺利开展与普遍实施,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合力。这为新中国成立后村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闾制度在村政权建设中的兴废

作为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闾制度以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建设为契机,以乡村共同体的共建与乡村政治制度的发展为源动力,经历了沿袭旧制、发现问题、废除、重新实行、定型与完善、彻底终止的曲折过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闾制度的性质、功能、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凝聚与团结乡村民众,动员民众广泛参与全民族抗战之中,实践民主政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村选看村政权的嬗变——以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为例

抗战前晋察冀边区的村政权主要掌握在以地主、士绅为主的少数人手中,晋察冀边区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年一度的村选从村政权的组织机构和村干部的身份两方面来着手改造村政权,使之成为真正代表民意的权力机关,实现了村政权的嬗替。

1942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村政权改造研究

以往学界对抗日根据地村政权改造有一种模糊的认识,即认为该工作系按一个标准的模式来统一实施与推进的。事实上,村政权改造是异常复杂、艰巨的工作,1942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村政权改造前,由于该区域内村庄分处基本区、接敌区及敌占区等不同性质的地区,致使该地具有多种类型的村政权。受此种环境的影响,村政权改造没有教条地遵循形式上的统一,而是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有针对性的改造方式,这种因地制宜的改造方式较成功地完成了村政权的改造工作。抗日根据地村政权改造的成功,奠定了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体的政治基础,提升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力量,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政权保障。

传统、现代与革命:抗战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村政权的现代化初步改造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在国内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传统、现代与革命这三者即开始了相互间的斗争、纠结及融合,此种现象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力形态在自身演变的过程中,凭靠内部力量始终未实现质的突破,即没有实现向现代生产力形态——工业生产力的转化和过渡。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用革命的手段对乡村旧村政权进行现代性的初步改造,尽管囿于当时具体的战争环境,这种改造进行得并不彻底,但这种对旧政权的权力结构和形式的革命性的现代化改造,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从该意义上讲,旧村政权的初步改造工作开启了根据地乡村地区的现代化之路。

从村政权改革看民主建设的发展——以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为例

彻底开展民主运动,高度发扬民众参政热情,建立坚固的民主政治基础以充分发挥民众抗战的积极性与自主性,是保证抗战最后胜利与完成建国事业的主要条件。为健全民主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健全与改进边区村政权成为边区民主建设的主要工作之一。抗战前,晋察冀边区的村政权,主要掌握在以地主、士绅为主的少数人手中,主要职责是完成官府交给的催征钱粮、征收摊款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村政权进行了改造,在边区大规模的开展村选运动,废除封建的以户为基础的闾邻制度,普遍建立村民代表会和村公所。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大幅提高,民众的参政热情高涨,为取得抗战的胜利积蓄了力量。

“三位一体”: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构成及职能

抗战前晋察冀村政权掌握在以地主士绅为主的少数人手里,主要职责是完成官府交给的催征钱粮、征收摊款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村政权进行了成功的革命性改造,确立了以中共为核心的、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三位一体"的新型民主村政权。由此,村政权的职能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由过去的攫取社会资源,变为支援抗战、改善民生、服务社会。新政权、新权威、新村治,边区社会治理走出了以往的困境、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对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革命与乡村：晋绥抗日根据地党与村政权的二元分析

20世纪40年代是根据地农村发生激烈变动的年代。一方面,党成功引领了晋绥抗日根据地乡村权威的易变,以群众运动促农村革命的方式,利用行政资源引导观望与怀疑中的农民进入革命;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党员数量,忽视对新党员的培养和教育,党的革命绩效并没有得到明显提升;乡村中大量存在的村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也逐渐丧失了独立性,开始越来越鲜明地打上党的印记。另外,这一时期的乡村党政、党群关系亦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新乡村权威建构新社会结构的能力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抗战时期党改造和健全冀中村民主政权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本文主要指沧州部分)党组织在加强根据地建设中,贯彻民主,组织、动员全民抗战,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村级民主政权的建立、改造和健全进行了伟大实践且获得了成功。

土地革命与农村基层政权之中农化——以陕北神府县八个自然村为例

农民问题始终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土地问题则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土地革命后,中国农村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农成为农民中的主要成份。"乡村经济中农化"导致农村基层政权中农化。

太行抗日根据地“三次简政”的历史考察

太行抗日根据地实施的“三次简政”,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缓解20世纪40年代初根据地所面临的严峻的生存危机,但学术界将目光聚焦于上述客观因素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中共推行“精兵简政”的深层次内涵,即如何在“求生存”的基础上“谋发展”。缩减机构、裁减干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根据地内极度匮乏的物资供应,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根据地面临的生存危机。综观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三次简政”,其真正缩减之机构主要集中于署、县,真正裁减的干部亦主要集中于署、县政府,而县以下的区、村机构及干部,不仅未见减少,反而得到较大充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行根据地的“三次简政”既是对根据地基层干部结构的一次深刻改造,亦隐现出对根据地政府区、村级政权机构及其干部队伍建设的深切关怀。

从村长制度到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的村政建设

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改造旧村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权,经历了半政权性质的村"动委会",到民选抗日村长,再到建立村民代表会议这样一个逐步改革的过程。打破了几千年的封建邻闾制,人民真正争得了当家作主人的权利和地位。历史证明,民主选举是实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助推剂;边区村级政权"议行合一"的一元化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不同于英美式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新路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保证村政权改造和健全的关键;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民主决策,依法施政,是村政权建设的发展方向;坚持用制度机制规范和约束权力,是确保村级政权工作人员始终保持良好作风的根本方法。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村政改革

民国初年的山西农村，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掠夺，政治、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经济上，农业凋敝，农村手工业户破产，农民失去土地，农村经济严重衰败。政治上，基层行政区划混乱，里甲、保甲制度都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国家对农村社会的行政控制减弱，农村社会秩序崩溃。阎锡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统治山西的。

突破障碍、完善体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按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入探讨了规定法律和法律形成的民主化方式和程序、推进县和县以下政权体制改革、服务型政府政绩考核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方向。

广灵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曾雍雅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不久,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20岁的曾雍雅,被党组织派到山西省广灵县担任县委书记、县长。由此,曾雍雅成为广灵首任县委书记。他发展党组织,建立区、村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在广灵燃起了全面抗战的熊熊烈火,为广灵的抗战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