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逻辑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将村民委员会列入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然而司法解释内容的含糊以及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合法性,使得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存在争议,以致受案范围局促。《宪法》第111条和《宪法》第三章将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置于国家机构的范围,明确了村委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宪法基础。从1982年开始的中央一号文件到《村委会组织法》,从《行政诉讼法》修订到最高院司法解释,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规范越来越清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64份有关村委会做被告的判决或裁定,尽管存在着认可或不认可,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实践已经客观存在着。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村委会作为自治与法治的“双重身份”已然越来越突出。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有助于更好地协调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从而推动法治中国下和谐乡村的建设。

论中国农村建制调整法律制度的构建——兼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的修改

民政部提出的“调整村级建制”其实是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中“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背后所隐藏农村建制调整现象的尊重和承认。农村建制调整与村民委员会调整、村庄撤并之间的关键差异主要在于农村建制调整的对象只能是经法定程序批准设立的行政村或村民小组等农村建制实体。构建中国农村建制调整法律制度,应当以农村建制要素为支点确定农村建制调整类型认定标准、以农村建制层级为标准配置终局性农村建制调整决定权、以尊重村民意愿为主线构建农村建制调整基本程序,并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作出配套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四章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第二十一条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召集村民会议,应当提前十天通知村民。第二十二条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对召开村民会议及作出决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村民委员会生态环境治理风险研究:以145份刑事判决书为分析样本

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对农村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治理要求,村民委员会在组织村民开展生态环境自治方面存在制度优势。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村民委员会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的情况,反映出其治理存在裹挟村集体意志、损害村集体资产和破坏国家自然资源等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是村民自治形式主义泛滥、村民委员会代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权和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监管力量疲软等问题。由此,为强化村民委员会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需要提升其组织村民开展环境自治的水平,加快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还要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督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决定》修正)。

基于现实情境的村民委员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研究

有效治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发挥村委会的作用,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为了探究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现状,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和河南省等四个省份1 242个村委会的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实证测度了现实情境下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行为。调查结果表明,受访村干部以年龄段在46—60岁间、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任职时间为3—4年的男性为主;被调查的村委会成员以3—5人为主,所辖人口主要在5 000人以下,绝大多数村委会每年对村干部的补贴在5 000元以下;受调查的村委会在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的治理具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在食品流通消费环节的治理表现相对较差,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职能建设方面则分别表现出了较好和较差的两极化倾向。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村委会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内含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食品安全流通消费、宣传职能建设和基础治理职能建设等四个因子,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重点和方式: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与源头治理型,流通消费环节与效果追求型,宣传职能建设与信息公开型,基础治理职能建设与职能推动型。根据上述四个因子最终将现阶段不同治理行为的村委会划分为参与传统型、参与起步型、参与断点型和参与全面型等四种类型。这些结论对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村委会的职能建设,引导村委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尤其防范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路径,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思考

现行法律对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规定的不合理,导致产生许多问题。完善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应依照法人理念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依照公司治理结构来重构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

建立规范的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

村民监督委员会(或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已在全国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县(市、区)建立或试行。它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趋势、有效载体和重要创新。这项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存在设计不完善等突出问题,有必要从立法和执行层面建立统一的制度规范。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重视,认真指导、总结、规范、推广。

村民自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主要探讨村民自治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的实际情况、产生乡(镇)村关系不协调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两者关系达到理想状态的措施。

村民委员会在土地流转中的职责研究

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很不平衡,大多数地方是由村民委员会作为代表行使土地所有权。农民对联合起来经营生产的态度是明确积极的,但农民不希望由村民委员会作为组织者。发包土地等具体执行行为常常需要通过集体的代理人——乡村干部来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必须明确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村民委员会应积极地承担起基础性的职责并协调发挥多元主体的综合性作用,共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同时,还应防止相关主体权力的滥用,以保护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一种交换理论的分析框架

有关法律规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层次,国家基层政权是乡镇政府,具有依法行使的职能;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符合法律自身的特点。政策上,乡镇与村委之间不再是政权上的上下级和直接的"领导关系",是"指导关系"。然而,从眼前来看,乡、村关系的调处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制度所规范的相远离。其原因在于,乡镇政府这一政府组织与村委会这一群众自治性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各自不平衡的资源占有之上的交换关系。文章试图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组织性质和能力方面,借助交换理论的解析框架来分析乡、村之间的交换互动以及从中产生的权力控制,从而对当前乡、村关系的性质予以定位,通过对交换中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影响因素的考察,对乡、村关系的协调提出相关建议。

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模式变迁与发展趋势

自村民委员会选举产生以来,其产生方式几经变迁、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多种选举模式。从总体上看,依据不同的标准,村委会选举模式可分为:"有候选人"模式和"无候选人"模式,"荐举提名"模式和"选举提名"模式,"先人后岗选举"模式和"定岗选举"模式,"个体选举"模式和"组合选举"模式。总结村委会选举的变迁历程,村委会选举应该或已经朝着竞争性日益加强、设岗定位不断扩大、彰显团队合作等几个方向发展。

村民自治:价值和困境——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

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自实施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村民自治却不得不面对"两委"矛盾凸显、选举"乱象"、村民代表会议难以召开、村务公开存在盲点、自治权与行政权冲突等诸多困境。在《村组法》修改之际,笔者重提其应具有的民主启蒙和权利觉醒的价值,并提出了要重视"家庭"的作用、把村代会与村委会的任期错开、做实村民监督机构等措施。

村民自治立法的定位:现实检讨及未来走向——以2010年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对象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村民自治的基本法律,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相应的时代诉求。在当下村民自治制度走向纵深发展、制度体系已突破传统村委会框架的情景下,2010年10月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村民自治法的理念,但其制度设计上仍存在差距。未来立法有必要遵循村民自治权作为村民自治制度逻辑起点的立场,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结构予以必要的完善,使之符合村民自治法的立法定位和实质精神。

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辨析

《宪法》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关于村民委员会性质与法律地位规定的疏漏,是实践中人们对村民委员会性质与法律地位认识存在混乱及实践中村民委员会诉讼地位存在争议的根本原因。重新设置《宪法》中的村民自治条款、完善《村组法》的规定,单一化村民委员会的含义,并赋予村民自治体以独立法人资格,是明晰村民委员会法律地位、纠正相关错误认识的根本途径。

村民自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出路——兼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实践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农民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一个有别干中国传统治理方式的现代乡村治理机制正在发育形成。但实践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和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的地方。目前公布的《村组法》修订草案应当进一步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以期推出一部反映我国农村实际的、切合基层民主要求的、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农村基层自治法律，有力推进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规范发展。

论我国农村妇女参政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

我国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始于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即现实中农村妇女进入村委会的比例和参与村民自治的水平较低,与我国农村人口的性别构成、与广大农村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做出的贡献不相称,不利于基层民主的发展。结合中国国情和民情,新一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应该把提高农村妇女参政比例,保障农村妇女参政机制等纳入村委会组织法,这是女性参政理论和基层民主现实对政治制度所提出的要求和挑战。

村民委员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探析

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落实基层民主制度,实现村民自治、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等方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就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以及村民委员会的行为能否被纳入行政诉讼等问题,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实践中村民权益未能得到有效地救济。

确立村民委员会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社会与法律基础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环保组织、公民个人等主体上,对于村民委员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资格的研究较少。面对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赋予村民委员会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应通过具体的程序设计将村民委员会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中。

村民委员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探究

探讨村民委员会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问题,首先,应从实证和规范的视角来分析;其次,应从村民委员会管理行为分类的视角来分析。在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体系下,当村民委员会履行法律、法规授权的职责时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当村民委员会行使行政机关委托的职权和履行其自治职能时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体系下,行政诉讼被告主体应从国家行政被告主体走向公共行政被告主体,村民委员会在履行自治职能时可成为行政诉讼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