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逻辑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将村民委员会列入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然而司法解释内容的含糊以及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合法性,使得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存在争议,以致受案范围局促。《宪法》第111条和《宪法》第三章将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置于国家机构的范围,明确了村委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宪法基础。从1982年开始的中央一号文件到《村委会组织法》,从《行政诉讼法》修订到最高院司法解释,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规范越来越清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64份有关村委会做被告的判决或裁定,尽管存在着认可或不认可,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实践已经客观存在着。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村委会作为自治与法治的“双重身份”已然越来越突出。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有助于更好地协调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从而推动法治中国下和谐乡村的建设。

论中国农村建制调整法律制度的构建——兼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的修改

民政部提出的“调整村级建制”其实是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中“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背后所隐藏农村建制调整现象的尊重和承认。农村建制调整与村民委员会调整、村庄撤并之间的关键差异主要在于农村建制调整的对象只能是经法定程序批准设立的行政村或村民小组等农村建制实体。构建中国农村建制调整法律制度,应当以农村建制要素为支点确定农村建制调整类型认定标准、以农村建制层级为标准配置终局性农村建制调整决定权、以尊重村民意愿为主线构建农村建制调整基本程序,并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作出配套修订。

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为应对人民公社解体带来的农村基层社会涣散,广西宜山县农民自发投票选举村民委员会,这一举措开启了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的实践历程。2010年和2018年,两次重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对于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使其成为农村家喻户晓的社会生活内容。但是,30多年的村委会选举的制度实践显示,无论制度本身还是实践层面,都需要不断完善以解决选举中存在的背离民主初衷、选举程序漏洞、选举环境混乱、村民态度随意、贿选等较为普遍的问题。基于这种问题导向,本研究通过对村委会选举过程的实地考察,在真实把握村委会选举现状和理解农村生活逻辑的基础上,提出完善选举制度、实现民主选举策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四章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第二十一条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召集村民会议,应当提前十天通知村民。第二十二条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对召开村民会议及作出决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村民委员会生态环境治理风险研究:以145份刑事判决书为分析样本

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对农村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治理要求,村民委员会在组织村民开展生态环境自治方面存在制度优势。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村民委员会违反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的情况,反映出其治理存在裹挟村集体意志、损害村集体资产和破坏国家自然资源等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是村民自治形式主义泛滥、村民委员会代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权和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监管力量疲软等问题。由此,为强化村民委员会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需要提升其组织村民开展环境自治的水平,加快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还要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督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决定》修正)。

村民委员会处罚行为的合法性及其司法审查

关于村民委员会处罚行为合法性的分歧仍未消解,论争之症结在于对处罚行为的权力来源及性质认识不同。在权力分工视角下,村民委员会处罚权源自国家授权。村民委员会具备公法上的法律主体资格,其处罚行为属于一种实质意义上的行政处罚。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该处罚行为存在合法性边界,村民委员会的处罚可减损村民的成员权益而不得侵犯其公民权益。村民不服处罚行为的,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纠纷时,应在审查范围、审查强度与判决方式等方面保持司法谦抑,避免侵犯村民自治权。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基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意见稿)》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村民自治制度实践的直接法律依据。治理现代化对村民自治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政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问题给予一定的回应,使修订后的法律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但从治理现代化理论出发,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应当基于乡村社会实际及乡村居民根本权益需求,针对村民小组的性质和地位、“一肩挑”制度设计与运行、村务监督功能的保障等存在的问题,构建更加完善、更加符合时代需求的村民自治制度。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分账核算研究——基于农村财务实践的多案例分析

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和业务分离,农村会计主体发生更迭,催生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两类会计主体。为进一步规范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财务核算,本文采用多案例分析方式,从管理模式、分账要求、实施步骤等角度,对全国开展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分账核算的典型案例予以梳理,并围绕各种分账核算模式进行横向区域比较,确定分账核算中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文章提出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分账核算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大村社分账核算的推行力度、明晰集体资产分置分管的类属、明确村委会账务处理执行规范、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和提升村镇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本文的研究为全面开展“村社分账核算”管理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以帮助村级会计工作优化、农村财务治理水平提升和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村民委员会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虽然城市环境治理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农村环境治理仍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部分基层人民政府仍会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面对因行政机关的乱作为或不作为而引发的环境公益损害,立法只明确承认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而忽视了其他主体的起诉权。实践中,即使村民委员会以环境公益受损为由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院也主要适用行政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环境公益救济缺失、行政机关行为失范以及普通矛盾升级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等问题。赋予村民委员会主体资格既符合司法实践的需求,又具理论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同时,为防止滥诉,可在时间、空间、事实三个维度上限制村民委员会之诉权。

村民委员会的会计主体资格确认及会计标准选择

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既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之一,也是客体之一,对其进行有效治理,直接关系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目前,以村民委员会为主体,以村务中的经济业务和事项为核算内容的财务会计受诸多因素影响,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基于会计的村级财务管理无法深入。村民委员会的会计主体资格作为村级财务会计的会计主体是可以被确认的,从现行法律法规村级财务会计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的构建基础也基本具备。期望在财务会计学科理论的支撑下,《村民委员会会计制度》早日编制出台,为实现乡村治理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提供保障。

乡村振兴视角下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问题研究

乡村组织建设之于乡村振兴具有基础性、引领性、保障性作用。当前,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存在思想认知不足、功能定位错位、建设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进一步深化组织认知、强化组织功能、优化运行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弘扬尊师重教美德 助力乡村教育振兴——栎阳村支部委员会、栎阳村村民委员会教师节慰问活动纪实

秋高气爽,金桂飘香,2023年9月8日,在第39届教师节来临之际,临潼区栎阳小学、栎阳第二幼儿园又一次迎来了栎阳村支部委员会、栎阳村村民委员会一行人熟悉的身影。中国武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武术散打队总领队、栎阳村党支部书记、栎阳小学名誉校长田苏辉携栎阳村两委班子成员,带着慰问品来到栎阳小学进行教师节慰问活动。

村民委员会成为行政诉讼被告主体的思考——以新疆呼图壁县为例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随着国家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变,村民委员会成为行政行政诉讼被告主体的案例逐渐增多,村民委员会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围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文章以新疆呼图壁县为例,分析了推动村民委员会成为行政诉讼被告主体的三个重要原因:村民委员会作用发挥不完善、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倾向、村民委员会功能的强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村民委员会成为行政诉讼被告主体带来的影响,即进一步明确了村民委员会的的职责、进一步明确了乡镇与村之间的关系及进一步明确了村民委员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全面提升村民委员会的履职尽责能力和进一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于现实情境的村民委员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研究

有效治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发挥村委会的作用,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为了探究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现状,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和河南省等四个省份1 242个村委会的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实证测度了现实情境下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行为。调查结果表明,受访村干部以年龄段在46—60岁间、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任职时间为3—4年的男性为主;被调查的村委会成员以3—5人为主,所辖人口主要在5 000人以下,绝大多数村委会每年对村干部的补贴在5 000元以下;受调查的村委会在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的治理具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在食品流通消费环节的治理表现相对较差,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职能建设方面则分别表现出了较好和较差的两极化倾向。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村委会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内含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食品安全流通消费、宣传职能建设和基础治理职能建设等四个因子,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重点和方式: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与源头治理型,流通消费环节与效果追求型,宣传职能建设与信息公开型,基础治理职能建设与职能推动型。根据上述四个因子最终将现阶段不同治理行为的村委会划分为参与传统型、参与起步型、参与断点型和参与全面型等四种类型。这些结论对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村委会的职能建设,引导村委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尤其防范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路径,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村民委员会在土地流转中的职责研究

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很不平衡,大多数地方是由村民委员会作为代表行使土地所有权。农民对联合起来经营生产的态度是明确积极的,但农民不希望由村民委员会作为组织者。发包土地等具体执行行为常常需要通过集体的代理人——乡村干部来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必须明确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村民委员会应积极地承担起基础性的职责并协调发挥多元主体的综合性作用,共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同时,还应防止相关主体权力的滥用,以保护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

建立规范的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

村民监督委员会(或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已在全国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关县(市、区)建立或试行。它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趋势、有效载体和重要创新。这项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存在设计不完善等突出问题,有必要从立法和执行层面建立统一的制度规范。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重视,认真指导、总结、规范、推广。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一种交换理论的分析框架

有关法律规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层次,国家基层政权是乡镇政府,具有依法行使的职能;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符合法律自身的特点。政策上,乡镇与村委之间不再是政权上的上下级和直接的"领导关系",是"指导关系"。然而,从眼前来看,乡、村关系的调处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制度所规范的相远离。其原因在于,乡镇政府这一政府组织与村委会这一群众自治性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各自不平衡的资源占有之上的交换关系。文章试图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组织性质和能力方面,借助交换理论的解析框架来分析乡、村之间的交换互动以及从中产生的权力控制,从而对当前乡、村关系的性质予以定位,通过对交换中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影响因素的考察,对乡、村关系的协调提出相关建议。

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思考

现行法律对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规定的不合理,导致产生许多问题。完善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应依照法人理念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依照公司治理结构来重构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模式变迁与发展趋势

自村民委员会选举产生以来,其产生方式几经变迁、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多种选举模式。从总体上看,依据不同的标准,村委会选举模式可分为:"有候选人"模式和"无候选人"模式,"荐举提名"模式和"选举提名"模式,"先人后岗选举"模式和"定岗选举"模式,"个体选举"模式和"组合选举"模式。总结村委会选举的变迁历程,村委会选举应该或已经朝着竞争性日益加强、设岗定位不断扩大、彰显团队合作等几个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