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基层政府、人民法院、乡村自治主体形塑了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内部理应呈现出的行政行为介入规范自治、司法权力嵌入保障私权、自治主体纠偏回归法治等预设样态,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然而,行政行为偏差、司法裁判冲突、自治秩序混乱等治理乱象表明,治理共同体内部存在的行政机关权责失衡、司法机关审理规则不明、自治主体落实约束制度缺位,已然成为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困境。立足于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融合发展,以细化权责清单、统一司法规则、完善制度保障为依托,厘清行政机关介入农民集体决议事项的权力限度与责任范围、明确司法机关处理农民集体决议纠纷的案由类型与撤销权客体、强化自治主体重作农民集体决议的内部约束与司法约束,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重要路径。

论协商治理视域下村民小组自治的有效实现

村民小组作为农村最基层的自治单元,历来就有"自治"的传统,也具有协商治理的天然优势。乡村自治重心的下移,既是对村民小组进行制度性补偿,又是对其自治价值的重拾。然而,村民小组自治的有效运行既遭遇了基层自治的体制性障碍,又受到乡村积习甚久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制约。基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协同的治理目标,从外部性推动力量如加强村民小组自治的协商制度供给、合理确定村党组织的协商引领地位和内生性基础动力如强化村民理事会等自组织的协商功能、构建村民小组新型的协商治理文化等着手,将现代协商治理的理念和规则融入村民小组自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过程,实现二者的成功嫁接,方能逐步形成村民小组自治"民议""民办""民管"的协商治理格局,进而实现村民小组的有效治理。

乡村治理的分宜模式:“党建+”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

江西省分宜县自2012年起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在村民小组一级建立党支部和村民理事会,以完善新时期的乡村治理机制。通过在村民小组一级建立党支部,将党建深入到最基层,强化党对乡村的管理。在推进基层党建的同时,通过建设村民理事会,来调动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使得农村基层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做到有机统一。总体来看,分宜县运用"党建+"理念,既强化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又提高了村民自治水平。

村民自治体系中的村民小组研究

村民小组是一个天然的利益共同体,社会资本存量丰富,在村级利益表达和相关政策执行中发挥着独到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维持稳定、高效的村民自治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充分发挥村民小组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我们应该从规范村民小组长的产生方式、建立村民小组会议制度、明确村委会与村民小组的关系、完善有关村民小组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加强村民小组建设。

村落共同体解体与乡村治理制度建设

市场扩展、社会分工和农业技术进步减少了农民生产生活上的相互依赖性和合作收益,导致村落共同体合作的基础瓦解;公共物品定义范围及提供方式的变化则减少了共同体成员在公益事业上合作的内容和义务。村落共同体解体是一场社会变革,解体后使成员从外部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和交易机会,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但是,村落共同体解体使一些原来通过传统规范解决的问题成为新的难题,同时导致成员对公共资源和公共域产权进行争夺,不可避免地产生系列纠纷和利益冲突,并使村范围内公共物品因为成员之间缺乏协调而不能合作生产。村落共同体解体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威彻底深入、扎根农村的过程,乡村治理注定要由国家主导。当前乡村治理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包括:成立村民议事会;制定村规民约,再建村民合作规则;扩大“一事一议”范围,增强村级组织的服务能力;降低利用法律的成本,为村民提供更多法律服务,等等。

村民小组:乡村治理的最小单元

村民小组是乡村治理体系中最基层的治理单元,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川西平原的村民小组呈现出有效治理的特征,并回应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公益性需求",体现了村民小组的组织动员能力、秩序维持能力和利益平衡能力。村民小组的治理能力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有赖于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治理资源、治理动力和治理的合法性这四个维度的共同作用。作为农民与村级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媒介,村民小组既能为小组内部提供基本的公共品服务,同时有利于国家政策在基层的顺利执行。因此,随着后税费时代国家治理的转型,需要积极培育村民小组的治理能力,拓展村民自治的实践形态,实现村民自治单位的下沉,从而提高乡村治理的绩效。

“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与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基于广西H县农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村民小组在后税费时代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仍有可能发挥其重要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潜力。与村民小组在组织关系和权限上隶属行政村、村民自治基本上由行政村决定的"村强组弱"不同,"组强村弱"的乡村基层治理结构意味着村民小组在资源下乡和各种制度建设过程中相较于行政村一级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自主空间,而行政村一级既缺乏足够的文化资源,又缺乏可用的经济资源。在"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之下,村民小组长如何实现村民与村干部的有效联结,将深刻影响村民小组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功能的发挥。村干部特别是村支书的工作能力,是影响村民小组长与村民、村干部在治理实践中所处关系形态的关键变量,而这种关系形态又直接决定村民小组的村治定位。

双层治理结构下村民小组治理机制研究——以陕西D村为例

行政村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上连着国家政权;村民小组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则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延伸点。同时,村民小组内部的规则和秩序成为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源,下连着村民生产生活,成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着力点。乡村社会的双层治理结构与国家政权建设密不可分,村民小组的治理有赖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工与合作,充分调动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社会的良好治理,利于村民自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小组组长队伍建设的路径探寻——以陕西省山阳县为例

村民小组是村民委员会下设的村民自治组织,其由若干户村民组成。村民小组的负责人被称为村民小组组长,村民小组组长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最终能否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大力加强村民小组组长队伍建设,对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修文县六广镇新明村加强村民小组组织及制度建设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并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村民小组在整个村民自治体系中的层级虽然不高,但是作为乡村自治组织,有着重要的功能和意义,是农村工作的主力军。

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与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

乡村共同体主要依靠村庄内生力量建构和维持。以公共危机的社会化应对为视角,研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现象,发现自发性缔造的乡村共同体是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的重要形式。该行为遵循“冲击—应对”的发生逻辑:当不可预期的公共卫生事件给村民生命财产带来冲击时,村民在共同利益引导、主流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支撑的基础上自发地缔造乡村共同体。乡村共同体虽然能够有效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侵蚀村庄,但也面临着专业性不足、情感性缺失和可持续性较弱等问题。对此,可以通过加强村民与政府等主体合作、强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践行集体意识、弘扬共同体文化等措施,促进自发性缔造的乡村共同体提质增效,打造公共危机综合治理模式。

党建引领下的村民自治新探索——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陈家坝村为例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几年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在广大农村进行了一些有关村民自治方面的探索,笔者以秭归县陈家坝村为例,对党建引领下的村民自治进行分析研究。一、基本情况陈家坝村位于秭归县茅坪镇东南部,全村面积约4平方公里,有居民1016户,计2737人。全村设1个党总支、2个党支部、8个党小组,共有党员80人、村"两委"干部5人。全村主导产业以茶叶、早熟蜜桔、花生、蔬菜为主。陈家坝村2020年实现经济总收入3095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2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6.83万元。

村小组自治挑梁村委会服务扛旗

广东省清远市村庄规模较大、人口较多、面积较广，但其土地为自然村或村民小组所有，以村庄为单位的村民自治容易流于形式。近年来，清远市实施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为自治单位、村庄为公共服务单位的新型治理方式，

农村层级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农村基层治理中治理悬浮、村民自治参与活力不足的问题可通过治理单元和治理内容的层级化来解决。治理单元的层级化是以小组治理为基础,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赋权和自上而下的强激励、弱干预,实现村庄治理向基层小组的下沉,通过“小事不出组”有效激发村民自治活力。治理内容的层级化是将村庄事务分解为不同类型,在村民小组和村庄两个层面实现任务分解和针对性治理,并以屋场会的形式,通过对小组的纵向渗透治理实现对村庄的适度整合,从而解决村级治理的悬浮问题。农村基层治理层级化不仅实现了农村基层治理的精细化和科学化,同时也为新时期基层治理下沉和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样本。

村小组单元设置的选择及逻辑——基于广东清远和东莞基层改革的比较分析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大力推进基层治理改革。从基层单元村小组的改革方向来看,广东清远和东莞两个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改革取向,清远通过"行政—自治"分离采取四个重心下移给村小组做"加法",而东莞通过"政治—经济"分离以经济分社社长取代村小组长给村小组做"减法"。地方基层单元改革创新路径的选择逻辑包括:村民群体构成影响单元规模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形塑单元结构组合,公共服务需求影响单元功能发挥。总体来看,地方在改革创新中要立足具体的社会治理条件,正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厘清单元职能和拓展单元功能。

强化社会参与聚焦为民服务 加快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

江苏是全国最早开展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的省份之一。特别是2009年全国和谐社区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后,江苏省委、省政府加大社区建设推进力度,出台《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城乡社区建设的意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组织体系不断健全,以社区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区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以居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社区治理机制初步建立。

耿马县班幸村 打好“四张牌” 推进乡村治理

耿马县孟定镇班幸村党总支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模式,以打好"四张牌"为载体,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促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升。打好"网格牌",建立自治"大格局"。村党总支在乡村治理中探索网格化管理模式,以大湾塘村民小组为单位,以党员户为中心户,推行"1名网格长+1户党员户+10户农户"联合自治机制.

村民自治视域下组级治理的集体行动逻辑——基于组织—利益—制度三维框架的分析

村民小组作为村民自治的实践载体,是对自治单元的进一步分解与下沉,是直接以户为单位重构起来的治理单元,它在乡村治理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聚焦“组级治理”的实践样态中发现,对场域规模与组织架构的“型塑与拟制”、促成利益相关者的关联与调适以及借助和援引契约性规范与选择性激励策略,共同催生了组级治理的集体行动面向,进而合理规避和化解了传统村民自治的行动困境。厘清“组级治理”的集体行动逻辑,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以期带来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绩效,为村民自治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双回归:重塑村庄共同体路径研究——以湖北省B村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空巢”“弃巢”现象在农村愈来愈普遍,作为村庄自治主体的村民纷纷流失在外,使得兼具地域、利益、治理和情感等多重属性的村庄共同体濒临解体。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直面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走向瓦解的村庄共同体,提出通过村民主体地位的回归,带动村庄共同体的回归,以保持村庄的生机、活力与稳定,维持和谐的城乡关系,更好地推动乡村三治体系的健全,发挥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和劳动力蓄水池的积极作用。

社区与村民:一种理解乡村治理的新框架

乡村治理实际上是在调整社区与村民、社区与国家以及村民与国家三对关系,在现代化转型时期,这三对关系分别对应社区民主、社区自治以及国家民主三个问题。在国家强力推进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背景下,"社区—村民"比之传统的"国家—社会"理论框架更具有现实解释力。农村社区与村民之间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奉献"关系,这种关系模式适应了社区民主化、生活伦理化的时代潮流,对现阶段农村社区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较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控制—监督"关系更适合指导当前乡村治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