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村民行为特征的乡村公共空间研究——以上海乡村为例

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是乡村地区建设的关键环节,对打造乡村风貌、促进乡村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文章以村民行为角度入手,尝试总结符合村民行为特征的乡村公共空间布局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上海的乡村提出包括规模类型、布局要求、界面要素以及配套设计等方面的引导,促进乡村健康持续发展。

讨价还价:政策法规与村民行为——对郊村拆迁过程的解读

本文是对大城市扩展过程中经常发生的拆迁问题的研究。在社会转型时期,多重知识与多重秩序同时共存,影响着村民的选择。本文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去解读发生于郊村的近十年的拆迁过程,分析村民如何以讨价还价的方式争取利益。本文认为,拆迁中村民与单位的冲突实质上是村民的普遍主义诉求与单位的特殊主义处理方式之间的矛盾。

理性、情感与社会规范——村民投票行为的三维解释

村民的投票行为是理性、情感与社会规范共同支配和控制的结果。村民是否参与投票,最终是根据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做出的决策;没有情感的推动,村民不会去参与投票;基于农村宗族、社会关系、道德等因素形成的社会规范也影响着村民的投票行为。因此,从理性、情感和社会规范三方面客观分析村民的投票行为并做出相应的制度规范,将有利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运行。

乡村聚落建成环境与村民空间行为关系分析

村民空间行为关系与乡村聚落建成环境形态规模的大小、结构组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了解乡村聚落建成环境和村民空间行为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再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力图使聚落建成环境与村民空间行为达到一个舒适平衡的状态。

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基于MOA理论构建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模型,选取湖南省368份村民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动机、机会、能力要素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动机、机会、能力要素间的协同联动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利益感知、外部压力、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主观能力、客观能力等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任一因素并不构成激发村民参与行为的必要条件,而是动机、机会、能力要素多种并发形成激发村民参与行为的四种组态,即动机-能力型、动机-机会型、机会-能力型、动机-机会-能力型。

关于村民选举村委会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村民选举村委会的行为理应是符合我国宪法之人民主权原则的选举权的行使,而与之相对应的被选举权理应在资格要求上较选举权更为严格,尤其是被选举人的兼职和回避问题必须得到重视。这是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和以自治实现村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前提。

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实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只是从原则上规定了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如何规范村民自治行为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由于法律没有明确指引,加上观念和文化及各种利益的影响,村民自治工作不依法现象比较突出。村民自治的法律建设必须从完善和落实制度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

近代乡民的活动圈层与行为边际

传统农业社会在土地的制约下,村庄、农田构成村民的生活圈与生产圈,从村庄进入集市从事交易构成社交圈。三个圈层中,社交圈的空间范围不仅成为村民行为边际,而且通过集期相互交错的集市,将参与交易的村庄纳入共同的集市交易空间内,并构成共同客源区。客源区的边界就是村民社会行为的边界,与村民相关的婚姻、基层管理、祭祀等社会交往均在这一范围内。中国乡村依托集期的相互交错,构成的客源区并非一个,每个客源区都具有独立性,彼此之间交往甚少,平行存在于乡村大地上。

差别化制度框架与村镇难题凝结:破解秸秆焚烧

以靖江市正北村调查数据为依据,对秸秆禁烧活动中各主体的投入进行梳理。结果表明,在市镇村大量投入的情况下,焚烧仍然是农户处理秸秆的主要选择的原因;而同时,现阶段农民种粮补贴政策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应构建一个制度策略框架,主要包括改变市镇村投入方式,并融合种粮补贴,以秸秆销售或综合处理量为计算依据,实行秸秆环保补贴,并进行差别化政策安排,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广。

清代山西村规禁约与基层社会秩序

清代山西社会村规禁约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对村民的生产、生活、贸易等个体与社会行为的规范,对村民日常行为有严格的约束作用,是基层社会秩序有序运行的规则线,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代山西民间文化的特征。

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探析

当前,应从制度变迁及其对农村社会和村民行为影响的视角,考察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具体说,就是运用政治发展理论和治理理论方法,从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制度建设、乡村秩序和行为规范、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和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六个方面评估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绩效。

乡村聚落建成环境与村民空间行为关系研究——基于湖南案例分析

从村民空间行为这一新视角切入,以湖南省7个典型传统村落为例,运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围绕"点—线—面—域"探究建成环境要素对村民空间行为影响,以期为改善村落人居环境提供参考。

基于Logit模型的区域集镇系统需求分析及规模确定研究

集镇迁建并非简单的将集镇按照原规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集镇迁建规模的大小,应该根据迁入区的实际需求(需求规模)来确定,需求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村民对集镇的选择行为,即越多的人选择到某个集镇进行活动,该集镇的需求规模越大,反之越小。影响集镇需求的因素很多,包括交通时间、交通费用、集镇服务种类、服务质量等,本文将其概括为广义费用和集镇效用(服务能力),建立反映村民选择行为的Logit模型分析集镇需求情况,并将其应用于区域集镇系统布局优化中,以我国西部某地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反映搬迁前后一定区域内各集镇需求规模的变化,同时计算出新集镇的需求规模,为集镇迁建规模的确定及其布局优化提供科学的参考。

法律、习惯与村民卫生行为——一个傣族村寨的考察

曼刚寨反映出来村民具备很强的集体凝聚力和热心村寨公共卫生事务、村寨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政府卫生法律和政策的实施得力等图景,展现了法律、习惯与村民卫生行为的互动关系。它至少表明:'国家法律'与'村寨习惯规则'交织成一股调整村寨人们行为和观念的行之有效的综合性社会规范。而现实生活中'国家法'的专横,可能源于立法违背了民主原则以及政府(立法)过渡干预社会,它并不必然预示着存在另一类型的'法律'。

完善制度是关键

作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举措之一,“红黑榜”的运用越来越广泛。用好“红黑榜”,笔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入手。细化标准,明确导向。建立“红黑榜”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激浊扬清、惩恶扬善,在群众中树立起鲜明的正确价值取向,从而教育、引导、规范村民行为。因此,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村规民约等具体内容,细化“红榜”所要赞扬和“黑榜”所要批判的具体行为,并明确相应标准,以此在村民心中立起一杆秤,让其知晓哪些事允许做,哪些事禁止做。

红土地上当家人

初冬的闽西仍然充满生机。记者慕名来到宁化,透过一个个镜头,领略了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的当家人的风采。宁化县城郊乡高堑村委会重视发挥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组的作用,围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开展村民自治,做到村务管理有章程,民主监督有成效,村民行为有准则。村民委员会每季度向村民代表会议、每年向村民会议报告工作。

“村民道德评议”带来文明新风

"村民道德评议",就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由村民选举3—6名德高望重、办事公道的村民,组成"村民道德评议小组",随时对村民打架斗殴,虐待老人、妇女、儿童,从事迷信活动等行为进行公开评议。通过评议,协调解决家庭纠纷、邻里矛盾,对村民进行公德教育。推行"村民道德评议"制。

为村民“临时档案”叫好

日前,参观茌平杜郎口镇鲍庄村档案时,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该村建起了村民“临时档案”。谈起当时的经过,村党支部书记常传华说,今年2月份,我村一名村民与父母发生争执后非常后悔,主动找到档案评议小组（由20名老党员、老干部、老院长组成）要求暂缓入档、小组评议后认为该村民平时表现较好,确系初犯, 且影响较小,便责令其在村民大会上作检查,档案评议小组给本人规定了限期改正的时间,同检查材料一起存入“临时档案”,视其表现决定今后是否入档。在村级档案管理中,“临时档案”的设立,不仅实现了对村民行为的动态管理;还为端正村风民风,推动村级精神文明建设摸索出一条新路子,有着可观的社会效益和借鉴价值。对此,笔者发自内心地为之叫好！

河北省临西县东留善堰村制定自治章程 让文明“有章可循”

河北省临西县东留善村通过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有效规范了干部和村民行为,积极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制定自治“新章程”东留善村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群众反复讨论半年之久,并经由县人大等相关部门参谋把关,制定了《东留善村村民自治章程》(以下简称《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