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探索与启示——以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村民说事”为例

探索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增强乡村自治活力,促进乡村善治,维护村民权益的内在要求。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村民说事”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典型实践,探索形成了“村民说事、多方议事、高效办事、规范评事”协商议事制度。“村民说事”提高了“接诉即办”工作水平、维护了村民权益、促进了乡村治理、夯实了党的执政根基。新时代进一步发展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要坚持党的领导,提高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导力;坚持人民至上,增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凝聚力;坚持问题导向,提高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吸引力;加强教育引导,提高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创造力;完善协商制度,提高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组织力。

乡村协商民主的系统化再造——以象山“村民说事”为例

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善治的背景下,乡村协商民主建设成绩斐然,但是在协商制度的设计和扩散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始于2009年的浙江省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制度,通过从回应、落实到问责全过程、涵盖"村民说事、村务会商、民事村办、村事民评"无缝隙流程的设计,并且通过实现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功能的系统化,以及从意识形态到体制机制的全方位嵌入,实现乡村协商民主的系统化再造,有效解决了当前乡村协商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这为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从实践到知识两个层面进行系统化再造的有效样本,超越了很多地方创新经验,具有较为广阔的理论阐述空间。

乡村治理制度形成、演变与运行的机理——基于浙江省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的研究

浙江省象山县围绕经济发展、村庄建设、社会和谐稳定、基层组织建设等内容,历经十年多探索实践,形成并逐步完善了一种组织发动群众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决策与监督的"村民说事"制度,探索出一个更有效的村级治理模式,为乡村治理的创新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村民说事"制度经历了分散式和探索式的自发构建、系统化与集成化的制度优化以及提升三个阶段。本文从一个整合性的制度主义框架分析该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制度运行与维系的三个机制及其对制度转型实践的贡献。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以象山县“村民说事”为例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新中国成立迄今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体同构”、“有限分离”到“有机互动”的媲变历程。转型期,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博弈、互构多种形态,要求我们立足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对国家-社会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解释。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脉络和逻辑演变路径,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放置在具体的“过程-事件”场域中,引入象山县的“村民说事”乡村治理创新机制,分析我国地方治理中“国家-社会”框架下良性互动相互增权模式,是未来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形态和发展趋势。

创新“村民说事”制度 打造乡村治理新格局

“村民说事”是一项融“说事、议事、办事、评事”于一体的制度规范,强化了村民主体地位,拓宽了源头治理视角,创新了基层民主范式,健全了村务监督体系。“村民说事”制度体现了新时代善治精神,凸显了治理之美。“村民说事”制度要突出引领性、创新性、开放性、实效性,努力开创村庄善治和美的新境界,展现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浙江宁波创新“村民说事”制度

"村民说事"制度发端于浙江宁波象山县西周镇。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村民说事"制度实现了多向度的拓展,并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典范。随着"村民说事"制度在县域、市域的推广,乡村治理逐渐走出了一条共商共信、共建共享的新路子。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逻辑路径探究--以浙江省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变迁为例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要具有以人民为中心、激发自治活力、彰显公平正义和促进法治德辅的评价尺度。从浙江省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的发展看,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前提在于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政治堡垒作用,目标在于构建好乡村层面活力共同体,关键在于创新好制度体系运行衔接机制,保证在于提升好乡村治理制度执行能力。

基层治理变革中的乡村治理制度创设研究——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切入口

建设一个治理有序有效的中国基层,着力应对新时代矛盾和问题交织重叠的现实挑战,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重塑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前提。当前中国基层治理面临着内生秩序多元关系谱系的流失与基层民众在公共事务上“失语”等问题,反映出基层治理场域中有效制度供给的阙如,这使得基层治理进程尤其是乡村治理无法均衡推进,呈现出治理“内卷化”特征。本着“小切口打开一个重叠的乡村世界”的认知逻辑,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切入口进行研究,发现以“说、议、办、评”为核心的象山共治运行体系所隐含的制度功能性创设,将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繁复问题的纾解提供“药方”。在这个由多元行动主体构建的光谱中,乡村治理中的议事制度创设可以“见微知著”,以自下而上为出路,走出一条上下协序贯通的基层治理变革之路,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从而产生中国基层场景的标志性知识。

永和镇“村民说事”聚民智促和谐

"村民说事"制度通过"问事、说事、议事、办事、评事"等形式,让群众说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难事、影响稳定和谐的杂事、要求服务的实事、新农村建设中的大事、扶贫帮困中的好事等,并对这些事情进行共同商讨和合理解决,有效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研究:以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为例

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是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协商民主法治化是发展和完善乡村协商民主的必然趋势。本文以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为例,了解在法治的指引下,乡村协商民主通过不断创新所焕发出的新的活力。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村民说事”制度,能够更好地化解矛盾,推进乡村治理。为了推进“村民说事”制度的法治化进程,通过宣传教育,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和参与意识,通过引进人才,引领乡村走法治化道路。要发挥好村领导干部的统领作用,依靠好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加强对“村民说事”制度的外部监督,用法治推进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

浙江宁波“村民说事”制度与“小微权力36条”融合运用探究

浙江宁波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方面成绩斐然,象山“村民说事”制度和宁海“小微权力36 条”权力清单制度分别从“自治德治”与“法治”的角度,为实现全市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效样本。但在近年来运用中,这两种制度也产生了一定问题。本作即以此为切入,通过广泛实践调研,对村民自治体系建设进行重新审视和设计,探究了将两种现有成熟制度融合运用的新方案。

平昌“村民说事会”说出了什么

“我认为孙老二家不符合征地搬迁条件……” “邓老大家里有残疾人，确实困难，生活条件艰苦，应该搬迁。”

乡村振兴背景下桐城市“村民说事”制度的探索与启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着力重视和办好村里的“关键小事”。桐城市黄甲镇围绕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村庄建设等主要内容,探索总结并逐步完善,形成了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村民说事”制度,在说、商、办、评的基础上,创新了乡村治理方式。本文系统总结黄甲镇“村民说事”制度的探索和实践特色,分析了“村民说事”制度的时代价值和创新意义,并总结归纳了“村民说事”制度的经验启示,为其他基层地区乡村治理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村社共同体的式微与重塑?——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例

当前农村社会面临村社共同体式微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村社治理主体缺位、村民主体性缺失,这致使村社组织松散、发展动力不足。乡村治理研究的社会基础讨论对此未能提出具体的分析和解决之道。浙江象山以“村民说事”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从村社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即治理主体、村社内交往单元与身份认同等方面所进行的制度努力,开辟了重塑村社共同体的路径。吸纳村社成员中经营能力强、社会威望高的村社精英进入村治主体,并利用驻村干部来消减村干部间隔阂、化解干群矛盾,重建村社组织力;通过“党员联户”制重新激活党员这一治理要素,充分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作用,重塑村社内交往单元;将贴合农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说”加以制度化,既克服干群间信息不对称、增强彼此间信任,又增进村民互动关系、强化村社集体意识,最终使村社共同体得以重塑。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浙江乡村治理经验

在新时代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浙江省通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形成了以桐乡"三治融合"经验、宁海"小微权力清单36条"经验、象山"村民说事"经验以及安吉"余村经验"等为代表的浙江乡村治理经验。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主要特点在于浙江省从上到下政治上的坚定性、治理上的创新性以及行动上的群众性。浙江乡村治理经验通过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夯实了农村的基层基础,通过提高基层乡村治理水平保障了农村的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农业进步、农村美丽、农民幸福。

广西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成效与持续完善的对策

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是法治乡村建设的有效载体,也是全面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广西壮族自治区结合自身资源和地域特色,通过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积极有序地全面建设法治乡村,推动法治精神进村入户。文章通过分析广西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的成效,提出持续完善广西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的对策。

村务公开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的规范构建

村务公开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环节,构建村务公开规范框架,是实现农村基层治理规范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条件。村务公开的对象包括村民和乡镇,内部的完全自治和外部的区域自治是村务公开实现的前提。但在现实运作中,由于村务公开主体定位不明确、法律规范的缺位,村务公开的内容、流程、监督体系发生了异化。“村民说事”制度的出现为村务公开的规范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实现对村务公开制度异化的纠偏,需要自治组织内部有效的完全自治,和外部合理的监督体系的双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