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乡政村治”法治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法,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秩序及巩固基层政权建设方面成效显著。实践中,“乡政村治”法治化为基层政权依法管理和群众依法自治提供了全面支持。在具体应用方面,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与乡镇政权法治化建设相融合,有效实现了基层党政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此外,“乡政村治”法治化有效弥补了村一级作为法治化治理末梢的诸多盲点,通过村级权力运行法治化、村务监督法治化、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会议法治化等方式提供了一种村民自治法治化的有效载体。这一载体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推动起到了重要基础作用,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率和质量。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与基层法治建设融为一体,通过数字赋能,构建党政管理与基层治理协同共治体系和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体系,从而能够确保基层治理有效应对社会治理新挑战。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灵动高效的治理效能,发挥“乡政村治”法治化对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基础作用,有助于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乡村治理背景下村规民约建设研究

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价值,体现在为村民自治提供依据,推动乡村治理实现“依法治村”,潜移默化中渗透教化力量等方面。但由于制定主体、制定程序、文本内容、实施执行、监督审查等方面存在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村规民约作用的充分发挥。对此,可通过落实村民主体地位、规范制定程序、完善文本内容、优化执行措施、加大监督力度等策略,促进村规民约为乡村治理提供有力支持。

从“乡政村治”到“乡村共治”:村治转型中行政与自治关系重塑

“行政”与“自治”是村级治理中的一对基本关系,也是村级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是村级治理的两种不同形态“。乡政村治”强调行政与自治的二元分治,“乡村共治”则注重行政与自治的共在共生。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不断优化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以行政目标、行政主体、行政资源和行政规则为基本面向的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传统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趋于瓦解。着眼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治理有效双重目标,村级治理逐步向“乡村共治”转型。一方面,村级治理现代化需要国家行政权的适当介入;另一方面,村级治理有效也离不开村民自治基础作用的发挥。从“乡政村治”到“乡村共治”,体现了行政与自治关系的重塑。在此过程中,需要发挥党组织的跨主体治理优势与整合能力,通过中心工作、组织动员、资源整合以及规则协同等促使行政与自治共在共生。

纽带与参与:寻找村治的当前基础——基于DH村“商治”实践的启示

村治的基础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话题,只有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村治才能够良好地运转。与集体化时期的村治具有制度化的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不同,现阶段村治建立于上的基础却是不明确的,从而给现代村治的实践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扰,因而,讨论现代村治的基础并非无足轻重,寻找村治的当前基础也迫在眉睫。浙江省温岭市DH村的“商治”实践表明,在历经了社会变迁的今天,能够把村民联结起来的纽带与一定形式的村民参与是当前村治良好运转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构成了现阶段村治立足于上的两个重要基础。本文的目的不是提出塑造当前村治基础的具体路径,而是提出现代村治的当前基础这一问题本身。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村治的基础问题需要更多研究者的持续探索。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研究:现状与评析

本文首先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概念做出界定,然后梳理了乡村治理结构研究的各种观点,并对当前的研究做出总结性评价:一是注重在整体的国家权力体系中研究,对村治本身的关注较少;二是以西方理论范式与概念体系为主,本土化理论较少;三是对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梳理较多,学理反思较少。最后抛砖引玉地提出乡村治理结构研究应该正确处理三对关系:村庄内部治理机制和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范式的关系、传统治理资源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关系。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与全国推广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代乡村文治、德治、礼治、自治的集中展现,具有客观存在与现实推广的合理性。其丰富内涵构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验系统:乡贤文化认同与现代乡贤培育使得乡贤参与治村成为可能,乡贤的充分参与初步实现了村庄社会全面而有效的治理,“X+乡贤”多重运行机制下现代化村治格局得以初步建构。三者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亦即参与前提、外在表现与内在机制。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乡贤治村的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结晶与创新,是历史传承、时代需求、村治优化三重逻辑共促下的一种必然。它在全国的推广、再发展、再创新,顺应了村庄善治与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折射出社会主义中国村庄治理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微权清单式村治:法治村治的未来模式——以浙江N县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为例

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村治理大致可分为:"专制—准自治""集权—科层控制"和"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三个历史阶段,与此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农村"准自治"、高度沉降农村"科层控制"、改革转型农村"乡政村治"三种村治模式。就本质而言,传统村治模式均带有浓厚的人治特征。法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有效的治理方式,法治村治乃是中国村治的发展趋势,微权清单"限权、定责、保利"的法治逻辑为建构法治村治提供了有效进路。浙江N县制定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通过"清权划界、配权定职、晒权明规、行权保利、制权督责"五环节运行实践,生成了微权清单式村治,其对开启村治法治化的未来模式具有重要参鉴价值。

“资源消解自治”——项目下乡背景下的村治困境及其逻辑

项目下乡背景下,一些村庄精英分子掌握村庄政治运作和公共利益分配,村庄权力格局失衡,普通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空间缩小,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本文以"资源消解自治"指涉这种村治困境。在"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下,项目制自身的运作机制导致"乡政"对"村治"的过度干预,而村庄社会变迁和后税费时期既存的乡村治理样态,构成项目下乡背景下"资源消解自治"得以可能的内外两方面原因。"资源消解自治"的村治困境的出现,要求我们正视项目下乡带来的"意外"后果,以更为整体性的政策安排确保国家资源的政治、社会效益充分实现。

村治转型与社区重建——后税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制度变革的关口,面临村治的转型与社区的重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遵循的理念与逻辑是:从管治到服务,促进农民公民权的增长及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实现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体现国家外部性整合和乡村社区自我整合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研究视角与进路

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与农民行动单位有关,农民行动单位包括家庭及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家庭联合体,具体如宗族、小亲族、户族、联合家庭及地域共同体(如村民组),正是农民行动单位成为了决定乡村治理状况最为重要的内生基础之一。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关中村治模式的关键词

本文对影响关中村治的主要变量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关中村治的理想模式,并比较了关中村治模式与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村治模式的异同。

“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路径选择

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一《意见》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农民工回流背景下村治精英互动问题探析

在乡村治理中,作为村民选举出来的带头人,村治精英是村庄公共权力领域的核心,极大地影响着乡村治理成效和水平。近年来,一些在城市务工的农村精英回流竞选、担任村干部,其加入两委干部队伍,成为回流村治精英。农村出现了回流村治精英和在地村治精英共同治理村庄的局面。回流村治精英在城市务工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加入到原有两委干部队伍中,缓解了乡村治理压力,加快了农村发展进程。通过在浙江、安徽、贵州、江西、陕西等地进行广泛调研发现,回流村治精英与在地村治精英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时会展开合作和博弈,良好的合作有利于乡村治理的发展;而因某些特定利益出现博弈时,可能会超出一定的界限而导致博弈失范,从而阻碍乡村治理的发展。因此,应构建回流村治精英与在地村治精英协同治理机制,促进二者展开良性互动,提升乡村治理的成效和水平。

精英结构视角下的村治逻辑与类型

村庄精英结构是理解村庄治理逻辑的深层基础。基于村庄的分化程度和利益密度等两个变量的配置,形成了制度化整合型、竞争性分裂型、原子化分散型和结构性均衡型等四种精英结构类型。以精英结构为基础发育形成了村庄治理结构,二者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蕴含着不同的村治动力,从而塑造并形成了规范型、压制型、策略型和简约型等四种村庄治理模式。精英结构在兼顾村庄结构变量的同时也吸收了微观层面的精英动力学因素,从而构成了外部结构规定性与精英个体能动性之间交互与融合的平台,弥合了二者的断裂。以精英结构为基础可建构一套理解村治逻辑的中层理论,深化基层治理视域中的精英研究。

中国农村治理体制：检讨与创新

本文对我国"乡政村治"农村治理体制进行了历史检视,认为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主要存在着"村治"流于形式、"乡政"合法性不足、农村治理陷入困局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其体制性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农村治理体制的总体改革思路,即以村落社区自治为基础,重建农民公共生活共同体;以乡镇官民合作为主旨,重构乡镇权力结构;以县政服务转型为核心,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

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与“乡政村治”体制转轨

由政府积极培育和扶持广泛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并且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产生了显著影响。对山东新泰平安协会和广东云浮自然村乡贤理事会两个案例的考察发现,二者具有职能上的治理性、组织上的群众性和运作上的协同性,这三个显著特征决定了它们既不同于准政府组织,也不同于非政府组织。这一类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嵌入当前乡村治理体制中,搭建了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实现了自治与行政的合理分工和有效衔接,从而推动了"乡政村治"的体制性转轨。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及启示

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乡村治理结构。建国以来,我国的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大体可以划分为"区-乡(村)-组"结构(1950-1953年)、"区-乡镇-组"结构(1954-1958年)、"人民公社制"结构(1958-1982年)和"乡政村治"结构(1983年-现今)四个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历程启示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构建乡村治理结构不仅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而且构建的乡村治理结构还应该是多元互动的,如此才能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