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特征、村治精英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以G省Y县P村为例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成为重要研究议题。为了分析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绩效的影响因素,以个案研究方法对一个典型自然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进行了纵向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村庄特征特别是村庄异质性程度会极大影响村庄集体协商的效果,进而影响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绩效。具体而言:在以行政村为自治单元时,村庄异质性较强、村庄社会关联度较低,即使存在村治精英也难以有效供给村庄公共物品;而在以自然村为自治单元的情况下,村庄同质性强、社会关联度高,强社区记忆能够使村治精英发挥作用,最终促成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城镇化进程中村治精英的蜕变风险与防治对策

城镇化引起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革,改变了农村的政治生态环境。村治精英作为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在新旧模式继替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权威蜕变风险。能否防治这一蜕变风险关系到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民主体性权利的保障,进而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与秩序。需要综合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统筹规划,使农村社会平稳地度过转型期。

农民工回流背景下村治精英互动问题探析

在乡村治理中,作为村民选举出来的带头人,村治精英是村庄公共权力领域的核心,极大地影响着乡村治理成效和水平。近年来,一些在城市务工的农村精英回流竞选、担任村干部,其加入两委干部队伍,成为回流村治精英。农村出现了回流村治精英和在地村治精英共同治理村庄的局面。回流村治精英在城市务工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加入到原有两委干部队伍中,缓解了乡村治理压力,加快了农村发展进程。通过在浙江、安徽、贵州、江西、陕西等地进行广泛调研发现,回流村治精英与在地村治精英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时会展开合作和博弈,良好的合作有利于乡村治理的发展;而因某些特定利益出现博弈时,可能会超出一定的界限而导致博弈失范,从而阻碍乡村治理的发展。因此,应构建回流村治精英与在地村治精英协同治理机制,促进二者展开良性互动,提升乡村治理的成效和水平。

信息化时代的村治精英更替:机制与后果

近十余年来,伴随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的推进及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村治精英群体发生了大规模的更替。村治精英更替主要有两种机制:一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和普及;二是国家政权建设规范化的不断推进。政府在治理工作中主动采纳各种新型信息技术,并不断加强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控制。各种自上而下的业务工作需要现代型村治精英才能更好地对接。这倒逼传统型村治精英退出村治舞台,而掌握新型信息技术的现代型村治精英逐渐被吸纳进入村治舞台中。村治精英更替有利于提升村治精英的整体文化水平,促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规范化。然而,村治精英更替同时带来了技术治理和行政控制的强化、治理成本增加以及乡村治理能力弱化等负面后果,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乡村善治之路: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基于山西省L村的分析

善治是乡村治理的终极目标与使命。在中国政治场域下,治村精英与制度都是乡村治理中的关键要素,但实践中治村精英却总是与制度形成相互制约与掣肘的局面。然而,要达到村庄善治,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必须“和谐相处”。采用个案分析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通过剖析山西省L村的乡村治理实践,描述了L村如何摆脱了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的张力惯性,形成两者之间耦合。具体而言,就是在“强精英—强制度”组合下治村精英主动创设“党员、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拓展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并依靠这一制度实现了精英向制度化权威转换,获得了村民支持,提升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L村以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营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善治。

资源形态、精英类型与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构建既要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规范要求,又要立足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的复杂现实,聚焦问题,提出契合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实际的现代化方案。而资源以及基于资源的利益博弈,构成审视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重要变量。基于此,在广泛田野调查基础上,以资源形态为切入点,分析不同资源形态下“富人”“狠人”“能人”和“老好人”等村治精英的治理逻辑。在理清不同村治精英主导下农村基层治理所涵盖的治理结构、治理规则和治理秩序等层面的基本表现基础上,分析各个层面与民主化、法治化和制度化等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之间的张力及其生成机制。最后,本文从农村基层治理各利益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平衡、必要的农村治理空间和社区性规则培植以及村庄社会公共性构建等方面,提出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可行方案。

构建精英主导下的“三位一体”村治模式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精英来治理的。由精英主导村庄治理,并不与"村民当家作主"有必然的矛盾,相反,村治精英引导了村庄民主的发展,而村庄民主实践也为精英的培养提供了舞台。民主的要义并不在于由谁来掌握权力,而在于权力是否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因此,要保证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治理的民主取向,需要构建起村干部、草根志愿性组织以及村民"三位一体"的村治模式。

精英治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

近几年来,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精英治村呈现普遍化发展的倾向,引起人们的关注。精英治村,一方面推动了农民脱贫致富、村民自治和社会事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也出现了滥用权力、政治领导水平不高等问题。这需要引起人们关注,并妥善解决。

精英治村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利益关系

从社会治理和改良主义的角度分析了精英治村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利益关系。通过对基于"依存—博弈"存在的利益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作为农村精英的经济能人与农户都是从各自利益出发而对彼此相互依存和博弈,双方利益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因而制约了集体经济发展。又因为农户在利益关系分配中的弱势地位没能改变以及双方存在合作的意愿等因素,使得依存与博弈关系长期共存。精英治村背景下实现集体经济的长期有效发展有其合理性,关键是在政府引导下推动富人治村下的集体经济企业化并建立相应的内部监督和激励机制,推动富人治村走向"善治",在"统"与"分"之间实现利益关系的平稳发展。

多民族村落民族团结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于云南边疆M村的调查

国家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是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为前提,边疆地区民族团结建设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石。云南边疆M村存在多元民族,民族团结建设效果显著,是全国民族团结建设示范村,其行动逻辑在于:党建嵌入式治理构造地域共同体,文化交流催生情感共同体,最重要的是以产业为载体构建经济共同体,以此实现多元民族团结和谐。M村基层社会治理在民族团结建设取得成效的基础上,以产业为载体,以新乡贤为抓手,在场精英乡贤、不在场精英乡贤和在场平民乡贤三类精英治村对产业、制度和环境建设具有重要贡献。

传统社会乡村精英身份建构与权威基础——以关中庙村为个案

通过对关中庙村的调查,考察了传统乡村精英的身份建构,研究表明,在家族内聚性弱、群体内向集合性强的村庄,村治精英身份建构的基础是日常交往、原发性人力资本和介入公事。多元化的身份建构成为乡村精英的权威基础,折射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特质。

试论精英治村如何向制度治村转变

精英治村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出现的农村治理方式,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问题和弊端日益显现。而制度治村以其巨大的优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实现从精英治村向制度治村的成功转变,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

声誉机制视角下经济精英治村研究——基于D村实证考察

结合对D村的实证考察,以“声誉机制”概念为分析的逻辑起点,解析经济精英治村如何实现治理有效。经济精英因具备合理的参政动机和关键的网络结构位置,能够在乡村社会中积累声誉资源、获得治村权力,运用具体的治理策略实现村庄的有效治理。这种实践又反过来提升了经济精英的声誉,实现了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良性循环。D村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稳定、有效的模式为实现乡村治理提供了可能的借鉴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基于“法治思维”下的农村治理模式转变的路径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精英治村的农村治理模式在我国许多发达地区的农村呈现普遍化的趋势,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实践和法治思维的深入,精英治村模式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由"精英治村"向"法治治村"模式转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成功的法宝,也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胜利的关键。

新农村建设之“内在机理”:主体分析、培育路径与平台构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宏伟目标,“国家兴旺,贵在得人”,要促进乡村发展,乡村人才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至关重要。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调动,是赢得新农村建设顺利进展和全面胜利的关键。基于此,本文较为详细地梳理和分析了村落场域中各种村治精英以及普通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可资开掘的力量及其应注意的问题,并提出新农村建设中主体力量的培育路径以及构建和完善可供主体力量充分发挥之平台的若干对策。

基层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农村干群关系

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干群关系是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村干群关系存在村民对村干部信任缺失、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及村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村干部素质不高、舆论错位与司法保护缺失、农村治理模式落后等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应在加强村干部教育、改善村干部待遇、增加村干部自主决策权、完善司法保护以及践行精英治村等方面做出改进。

基层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农村干群关系研究

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干群关系是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村干群关系存在村民对村干部信任缺失、干群关系日趋紧等问题。村干部素质不高、舆论错位与司法保护缺失、农村治理模式落后等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应在加强村干部教育、改善村干部待遇、增加村干部自主决策权、完善司法保护以及实施精英治村等方面做出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