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嵌入、市场建构与乡村有效治理——以广州市番禺区龙美村为例

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自治型治村与行政化治村是乡村治理的两种基本形态,两者均存在较为突出的治理效能瓶颈。近年来,农村小区化治理的典型案例表明,通过共识动员、双线管制和绩效分利推进的规则嵌入,建构乡村治理的规范市场,是达到有效治理的新形态。规则嵌入的市场建构表明,资本下乡并不一定带来负面效应;其中,服务外包的市场过程如能获得政府、社会的共建助力,从而获得更多规范的机制供给,将给乡村有效治理带来全新的契机。

“合意性行政化”:何以生发,如何发生

国家正式的行政管理体制止步于乡镇社会,乡村日常生活中行使管理权的相关职能依托乡村组织体系运行,是我国历史悠久甚至延续至今的乡村治理的形态特征。实践中的问题源于履行国家权力的行政职能与乡村自治的本源性传统之间的逻辑关系。乡村自治组织公益互助的公共生活逻辑与其所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之间的背离,导致了乡村治理实践中的问题并引发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质疑。当下的“乡村行政化”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不仅表现在二者职能上的一体化,而且带来了村治体系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变化:以政府服务体系和资源下沉提升政府行政对公共服务的治理能力,以自治传统资源的发挥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以双向沟通协同共治机制提升乡村自治和政府行政协同运行的治理效力。它的发生源于国家权力的行政职能逻辑与乡村自治的本源性传统及现代村治制度设计的一致性,是一种合意性的行政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进趋势与内在逻辑

乡村社会的变迁决定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趋势。在传统农村中合一的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逐渐分离,村民生活也在发生从土著性到流动性、从集体性到个体性的转变。这导致村民自治和选举民主的治理模式难以满足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无法有效地供给公共物品,而且自身也存在腐化的问题。出路在于村治的公共行政化,同时加强党的领导,并在党的领导之下构建协商民主。在有效供给公共服务这一中心逻辑推动下,乡村治理的整体演进趋势是从村庄集体性本位向国家公共性主导过渡。同时,村民或社区居民的集体性与自治性并不会消亡,而可能将重点转向更多的功能性、临时性社群或社团等新型自治组织,并实现与国家公共治理体系的错位共存、合作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