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村社之间:农民村治参与的信任基础

居于国家和村社之间,农民参与村治需要深厚的信任基础。在一个“发展水平—社会关系—行为模式”的多元命题系统中,农民资源获取程度决定其信任给予选择,并进一步影响到个体行动。就此而言,传统时期社会低生产力水平下,农民基于互惠伦理生成人格主义信任,由此形塑了一种代理型村治参与模式。集体化运动开启后,国家基于工业化建设需要,依托深入家户的党政机构主导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其间“挤压”关系的存续使得农民村治参与呈现出显著的“退却主义”特征。市场化改革扭转了村社代理和国家控制下小农家庭的“过密化”趋势,以“半工半耕”和制度赋能为抓手,农民独立人格的塑造强化了其个体性村治参与倾向。要实现农民个体性村治参与到农民主体性参与的跃升,需要增进“发展型小农”利益协同、自治激发基层民众治理效能,并以利益和效能粘合农民集体行动。

盘地与转租:村社集体“土地经纪”角色的形成——基于山东省禹城市的组织化土地流转经验

本文从“双重经纪机制”视角分析村社集体在土地大规模流转中的“保护+营利”双重属性。在盘地阶段,村社集体将村民承包地与集体闲散地通过土地整理、宅基地复垦和建设高标准农田等名义整合在一起,扩大土地规模。而在转租阶段,村社集体将上述土地统一流转出去,一方面增强了集体行动能力,提高了租金水平,保护并扩大了村民的土地利益,充当了保护型经纪;另一方面,村社集体通过析出闲散地租金等手段来获得集体收入,从而也成为营利型经纪。在整个过程中,出现了协调土地整理、从事土地经营和开展农业经营等三种村社集体类型,其发挥土地经纪作用的表现有所不同。本文中的案例实践有利于理解当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统”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