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农场实践:村社嵌入性与资源获取——基于粮食家庭农场的调查分析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践形态丰富,组织特征鲜明。基于两省四地粮食家庭农场的调查发现,实践中家庭农场存在三种典型形态:资本下乡型、返乡创业型、传统大户升级型。这三种类型的家庭农场村社嵌入性程度从低到高,进而表现为家庭农场资源获取上的不同。研究认为在获取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传统大户升级型家庭农场土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相适应,土地流转交易费用低,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效率高,且有助于维系农村文化网络的延续性;而资本下乡型家庭农场村社嵌入性弱,不仅土地资源获取需要公权力介入,交易费用高,且内部管理存在较为突出的委托代理问题,其强势进入会影响农村社会稳定。返乡创业型家庭农场具有一定村社嵌入性但发展历史短,土地流转交易费用与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介于传统大户升级型和资本下乡型家庭农场之间。

村社嵌入乡村建设项目的实现路径与机制构建

在推进乡村建设项目过程中,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招标投标等技术治理手段,将村社集体排除在外,导致市场主体合谋行为防范困难、财政资金耗散严重、项目质量难以保障。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跟踪调研。研究发现:村社集体可以通过创新市场经营主体,承揽中小型乡村建设项目,嵌入项目决策、项目实施和项目监管等环节,完成村庄公共品的供给,破解项目制困境。在村社嵌入乡村建设项目的过程中,构建以“五议一审两公开”为规范的项目决策嵌入机制、以内部控制为核心的项目实施嵌入机制和多元主体参与的项目监管嵌入机制等,可以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和乡村建设项目质量。研究认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可以通过村社嵌入摆脱技术治理的路径依赖;村社嵌入与招标投标等技术治理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应在二者的不断调适与互补中,推进乡村建设行动的有效实施。

村社情境中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思考

在村社情境中,农民合作社不仅承载着乡土权威和社区记忆,而且还新生出一种现代性指向的组织秉性。无论是村社强干预或弱干预,农民合作社发展与村社规制都呈现复杂的交织状态。更深远的是,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给现有乡村治理秩序既加入了新的博弈主体,又提供了新的重构启示。

合作社信用合作资金规模扩增与放贷风险防控机制分析

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生长既需要考察信用合作资金规模的扩增逻辑,也需要考察放贷资金的安全运作机制。借鉴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可以发现,村社嵌入是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的基本特征。合作社信用合作嵌入村社,能够从村庄社区汲取多元的社会资源,从信用合作资金规模扩增的角度看,在乡村能人的推动下关键群体共同出资分摊了合作的初始成本,合作业务网络的构建推动着核心社员群体的形成,为信用合作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组织声誉在地域社会的口碑效益为合作社持续扩增社员规模和拓展资金来源创造了机会;从信用合作放贷资金风险防控的角度看,合作社设置的贷款额度与社员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相匹配,对放贷对象的筛选利用了村庄社区中“面子货币”的运作机理,并逐步培养了社员依规还贷的自觉意识,这都有助于合作社健全合作金融制度,有效防范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