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统筹的土地细碎化治理:机制与效益——以安徽“小田变大田”为例

单一的土地细碎化治理方式难以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现“小田并大田”的地方实践提供了治理机制融合的契机。实地调查发现,从村社统筹的视角出发,村社集体由于具有政经社合一的属性,在发挥自组织优势的基础上整合了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是三位一体治理机制的承接载体。在具体实践中,村社集体能够实施土地整治项目、实现土地产权整合并有序流转土地经营权。统筹治理的机制在于村社集体通过整合地方政府的治理资源激活自组织,在发挥自组织动员能力的基础上改进行政机制的不足并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使三种机制在实践中能够取长补短。村社统筹的土地细碎化治理有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以及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因此,在土地细碎化治理的融合机制探索中,应充分重视村社集体在土地细碎化治理中的统筹功能,同时发挥政府的基础性作用和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村社统筹合作社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在农村。如何实现农村共同富裕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重要命题。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面临着农业生产力提升缓慢、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水平低、农民内部利益分散、制度性平台缺失等现实困境。研究表明,村社统筹合作社是村社统筹的具体实践形态。村社统筹合作社基于村社统筹机制,成为一种组织形式和资源分配形式,基于股份制建社落实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和分配权,实现了农村集体化规模生产;通过集体经济建设获得财权和事权,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市场服务能力;依托股份分配获得治权,实现对农民的动员和组织,促进农民共同富裕观念的形成;借助二次分配拉平村社分化,促进农村均衡发展,进而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优化两方面,促进了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村社统筹合作社能够成为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实现的组织抓手和实践方式,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可靠的实践路径。

村社统筹:农村互助养老的组织化路径研究——基于浙东Q村的经验调查

随着农村老龄化日益严重,互助养老已成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其在实践中面临组织化困境。村社组织因具有组织合法性高、组织资源充足、组织成本低等优势,成为农村互助养老顺利实施的组织化基础。村社统筹是农村互助养老的组织化实践机制,具体包括:互助养老设施的协商性建设、互助养老资源的整合性支持、互助养老意愿的内生性激活、互助养老风险的社会化规避等。村社组织统筹下的农村互助养老,不仅能有效激活老年人力资源,满足老年人“生活型养老”需求,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国家养老资源使用效率,而且能促进以老年人为本的乡村文明建设,提升村庄治理能力。地方政府需要强化服务型村社组织建设,给予村社组织更多自主权,挖掘老年人主体性,提升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性。

村社统筹视域下的农民组织化与农业现代化转型——以陕西洪村为例

提高小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是实现其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体现。实地研究发现,生产效率低下与市场对接不畅是导致小农户经济收益不高的主要原因,分散经营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由村社组织发挥统筹效能,可以凭借其“三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实现对农民的有效动员,进而将农民组织起来。组织化的农民一方面可以通过内部协作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以转变与外部市场主体的互动模式,实现与外部市场的高效对接。由此,可以帮助小农克服分散经营的缺陷,提高其农业收入水平。基于此,本文认为,发挥村社组织的统筹效能,引导小农走组织化经营道路是实现小农本位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可行路径。

村社统筹与国家动员:农村水利灌溉的逻辑——以湖北沙洋县水村为例

在我国中西部农村,由于村社涣散,国家缺位,水利设施毁损严重,农村水利灌溉陷于绝境。近年来,在国家强力动员和村社的密切配合下,水村水利灌溉设施得到了维修,管理上也进行了制度创新,灌溉难题基本得到解决。笔者认为为了形成水利灌溉长效机制,国家介入责无旁贷,村社统筹不可或缺。

村社统筹:贫困地区农村产业振兴的路径

村社组织是实现产业振兴的重要组织主体。通过对一个西部村庄的猕猴桃产业发展过程的考察,分析农业产业的发展路径与组织机制。研究发现,村社组织统筹农业发展,在起步阶段,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引导、示范、效仿将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引导到统一的产业中来,实现经营规模扩散;在生产环节,推广农业技术、建设基础设施、监督投入品使用,提高生产效率;在销售环节,建设地方品牌,规范市场秩序,帮助农户对接市场,提高市场竞争力。最终,通过产业集聚达到外部规模效应,实现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研究表明,村社集体统筹产业发展,保护了小农户的利益,产业发展与其溢出效应相互促进,有利于贫困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共同富裕视域下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恩施A村的考察

发展现代农业是促进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在中国乡村经济形态分化背景下,民族地区的发展要素不足,小农户以留守人口为主要劳动力。留守特征强化了小农户分散经营的生产逻辑及其保守性,使得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面临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组织化程度较低、对接市场能力有限等困境。通过考察湖北恩施农村的农业发展实践,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作用,在村组分工和双层统筹下,村级组织协调资源,村民小组统筹农业生产,实现了小农生产组织化与规模化效益。准确而深入地把握当前民族地区村庄的现状,有利于厘清民族地区小农户面临的困境,从村庄内部找到促进共同富裕的出路。

“空心村”治理与宅基地制度变革——基于广西富县实地调研

从全国调研的情况看,"空心村"的成因包括地理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外出务工阶段等因素,然而,学界误将农民进城务工期间出现的季节型"空心村"当成"空心村"的主要类型和主要问题所在,继而提出了宅基地市场化的"空心村"治理策略,掩盖了"空心村"问题的公共事务治理本质。广西富县农民自发组织起来,依靠本土资源,利用村社统筹机制打破了闲散、细碎、日趋固化的宅基地使用格局,成功完成了"空心村"治理工作,不但为其他地区"空心村"治理提供了思路,而且对当前宅基地制度改革有所启示:在保障农民住宅权的前提下,适当加强村社集体在宅基地上的所有权和调整权,建立和完善村社统筹机制,为"空心村"治理提供制度支持。

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农业治理体系建构——“小农户”本位的探索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建立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小农户的经营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内生矛盾,因此需要通过构建良性有效的农业治理体系来实现二者有机衔接。本文基于关中地区两个村庄猕猴桃产业发展的案例比较,分析了地方政府与村社组织在产业发展与集聚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路径及其产生的不同后果。在小农户为主体的现代农业发展中,需要发挥家庭经营承包经营的主体地位,强化村社组织在“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上的统筹优势,同时要求在政府治理中分化出以公共物品供给为内容的农业治理职能,在小农户与市场之外发挥农业发展服务的职能,探索适宜小农户特性、符合农业经营体系原则、有益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三重任务的农业治理体系。

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的优化与实践机制——基于湖南汨罗C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品供给是村庄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项目制供给是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要方式,但这一供给模式往往面临着与村民需求错位、利益协调功能缺乏等困境。湖南汨罗C村针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进行优化,通过构建村社自主统筹模式,确立精准服务单元,制定民主治理规则,成立多元化组织载体,重塑了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在村庄社会内部实现了低成本的自我动员、利益协调和内部监督,有效化解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困境,为项目制背景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提供了新思路。

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及村社治理机制——基于陕西D县河滩村冬枣产业规模化的考察

小农户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导形式,通过农业产业集群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是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促进规模经营的可行路径。本文考察了河滩村冬枣产业实现产业集群的过程,发现村社统筹机制在村社集体土地的配置、村社组织的动员以及公共品的村社供给这三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业转型。村社统筹与村庄动员成为新时代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机制。伴随着农业转型,村社治理也应小农户需求而转向经济性服务,村社组织是农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是新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