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村级组织行政化及其自主调适

以治理信息化和行政服务化为核心特征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客观上加深了村级组织行政化,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村民自治空间,造成标准服务与社会需求错位、干群关系松散等问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村“两委”组织,通过深化村“两委”成员的专业分工、发挥村民小组的自治功能,满足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降低了村级组织行政化的负向影响。实践中,有着良好自治基础的村民小组,在社区公共服务、集体行动达成上实现有效治理,成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实现形式。未来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应注重村级行政和村民自治的协调性关系建设,从制度上界定村级行政权边界、赋予村民小组更大自治权能,同时加强村委会的村组统筹协调能力,强化基层党组织对村组的政治统领能力,夯实国家治理的乡村基础。

基层治理体系中“中心工作”的产生、泛化及应对策略

中心工作是党委贯彻领导意志、推动行政体系完成重要治理事务的制度化方式,是“党的领导”治理体制的具体化,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传统的重要构成。当前,中心工作在基层治理体系中产生了较强的泛化效应。在乡镇治理中,“编岗混同”逐渐常态化,治理规范化意义上的“定岗定编定责”越发难以形成。在村级治理中,乡镇政府对村“两委”成员实行“类编制化”管理,村级组织行政化程度不断加剧。中心工作的泛化效应,源于重要工作和常规工作之间缺乏有效的区分,而基层复杂的条块关系对此亦有所加重。中心工作泛化之后,一线行政空转加剧,治理形式主义泛滥,基层治理陷入新的“悬浮”困境。为缓解中心工作的泛化效应,应加强县乡村纵向治理体系的层级统筹,增强基层治理的社会回应性。

农村社区自治体制的建构——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与现实选择

当前村民自治面临着行政权与自治权冲突,村两委矛盾较突出,村民自治制度整体绩效欠佳等问题,为此,需要改变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推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具体做法是在理顺乡镇与村一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行政权与自治权分开,将村级组织行政化;村民自治的重心则下移到由村民小组重组而成的社区,实行农村社区自治。

村干部职业化的实践、后果及其制度监控——以南京远郊农村经验为例

不少学术观点认为村干部职业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然而,笔者在一些农村地区调研发现,村干部职业化并非只有利,而是利弊共存。村干部职业化虽然能够有效激励村干部积极行政,并促进村级组织的规范化管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村干部职业化并没有解决村干部作为"当家人"为民服务的动力问题;伴随村干部职业化的是村级组织的行政化和村民参与的缺失。为解决这些问题,南京市政府通过一些制度化的监控手段,改进村干部职业化,使村干部有效地为民服务。南京市村干部职业化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及其为克服弊端进行的制度创新,回应了当下村干部职业化的争议,为村干部职业化提供了借鉴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