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的隐性价值评估--基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溢出效应视角

作为人类一次大规模的准自然实验,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其政策效应和历史经验需要深入总结。跳出仅聚焦精准扶贫政策效应“显性价值”的传统视角,从更广阔的视域来审视其可能带来的“隐性价值”,评估其“看不见的效应”。基于对脱贫县非贫困户外出流动人口这一非政策群体可能是外溢对象的观察,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其收入的外溢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对外流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收入溢出效应。群体异质性研究发现,这种外溢存在“马太效应”,高收入流动人口的溢出效应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流入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获得的外溢效应最小;流出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老家处于村庄或乡镇的人口具有显著的收入溢出效应,而县城及以上区域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外溢效应可以通过同群影响、东西部地区协作、公共服务完善等渠道产生作用。因此,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应继续优化传承精神扶贫、区域协作、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村贫困治理方略。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效绩研究——以重庆市38个县为例

2023年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已经取得长足的成果。重庆市地处我国西南部,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于一体,为我国扶贫工作中最为艰苦、重要和关键的地方。重庆市于2020年取得脱贫成果,全市贫困发生率降至0.12%,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了有效解决。本文基于重庆市38个县2010年至202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和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重庆市消除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贫困县经济发展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影响,在消除影响因素后贫困县的减贫效应比非贫困县高了14.5%;精准扶贫政策显著促进贫困县经济的发展,且效果呈逐步增长的趋势;精准扶贫政策对重庆市贫困县资本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有推动作用。

基于农民生活满意度的精准扶贫政策效应评价

以2014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从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入手,构建了DID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和评价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双重差分效应值为0.183,且呈现出1%水平的显著性,精准扶贫政策有助于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研究发现,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与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息息相关,与家庭人均收入指标无关,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会影响农民生活满意度。对自己未来信心程度越高的农民,对自己生活满意度越高。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广东省精准扶贫政策

中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巩固脱贫成果以及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成为新的任务。政策工具是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和方式,要达成政策预定目标,需要恰当地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广东省精准扶贫政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精准扶贫政策文本数据及内容切合实际,政策工具在不同维度上的使用存在偏好,从扶贫成效来看,广东省政府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是恰当的;广东省扶贫价值结构合理,内容丰富,对防止返贫工作具有较高参考意义。

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来自四川民族地区的实证研究

“新冠”疫情使全球减贫事业及中国2020年后防返贫工作受到严峻挑战,精准扶贫政策成效面临重要考验。通过对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民族地区展开大规模农户调研,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在减缓“新冠”疫情对农户生产的负面冲击上起着积极效果;对2019年前脱贫的建档立卡户呈现显著效果,但对2019年以后刚脱贫的农户效果却不明显;同时,收入效应和内生动力是影响精准扶贫政策效果差异的重要因素。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巩固与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事实依据,也对其他贫困国家实现联合国2030年之前消除贫困的目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长效性作用分析——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贫困家庭稳定脱贫是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重点。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8年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进而对政策的减贫长效性作用进行评估,并探讨政策发挥减贫长效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能够显著降低贫困家庭9.8%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对于贫困脆弱性程度较高,因老致贫、因学致贫及因病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降低作用更加显著,体现了政策关注慢性、深度贫困家庭的目标,成效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政策能够通过发挥良好的收入分配效应、资金支持效应与“扶志”效应,降低贫困家庭的脆弱性,发挥减贫长效性作用。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扶贫政策的制定需充分重视发挥政策的长效性作用,通过为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及发展条件,提高贫困群体自主脱贫、致富的志向,进而降低其返贫及陷入贫困陷阱的风险,实现稳定脱贫。

精准扶贫政策与农村居民增收——基于云南省129个县的实证检验

举世瞩目的全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我国的精准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民增收,其具体效应如何,已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需要对其进行精准的科学评估。针对目前采用宏观数据的研究较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前后统计口径不一致、单纯将贫困县作为试验组而非贫困县作为对照组的做法无法通过平行趋势检验等问题和不足,本文选取全国贫困县最多的云南省开展实证研究。参考前期研究成果,本文将全省129个县按照贫困程度分为5个级别:Ⅰ级、Ⅱ级非贫困县和Ⅰ级、Ⅱ级、Ⅲ级贫困县,选用2011—2020年各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结果表明:(1)精准扶贫政策使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且精准扶贫政策对各等级贫困县的作用效果大致相同。(2)然而,精准扶贫政策仅提升了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对增量,即农村居民的增收速度得到了一定提升,但并没有完全改变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收的绝对数额显著低于贫困程度较浅地区的这个事实,各等级贫困县绝对收入差距仍存在进一步被拉大的趋势,消除相对贫困、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仍然任重而道远。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促进脱贫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以及科学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

村组干部角色夹心: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过程的考察

村组干部是精准扶贫的直接实践主体,角色夹心描述了其既是"干部"又是"农民"身兼两职的现实身份,也概括了其处于行政管理系统和村民自治系统之间的客观状况。通过村组干部角色夹心来审视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发现:精准识别中存在添加意志和私下筛选,导致识别不精准;精准执行中由于部分街头官僚和执行约束存在,相机决策产生,结果是执行不精准;精准考核呈现出文本脱贫和口头脱贫,结果是考核不精准。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实践过程,也透射出当前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需要准确定位基层党建工作的着力点,细化对村组干部的考核导向。

技术治理何以影响乡镇干部行动?--基于X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

技术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基础和推动力,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运用会对乡镇干部的行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已有研究侧重于从制度约束与个体理性视角解释乡镇干部行动,缺少技术治理视角下的关注。那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技术治理何以影响乡镇干部行动?论文以X市精准扶贫政策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采用过程分析法剖析技术治理对乡镇干部行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治理通过加大政策执行风险的问责机制与压缩自由裁量权的数字化技术两种路径影响乡镇干部行动;在对政策特征进行识别的基础上,乡镇干部根据技术治理介入程度,策略式地采取权力寻租、形式主义、避责和程序性行动。论文从问责机制的制度赋能与数字化技术的工具赋能两个层面探讨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镇干部行动,扩展了乡镇干部行动的研究视角,为完善人才保障机制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精准扶贫政策对脱贫地区农村女性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分析

当下的社会转型发展使得妇女在家庭角色中的认知产生变化,但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仍占据主导地位。本文基于对过去连片特困贫困地区入户调查数据,从赋权视角出发,结合计量模型探讨脱贫攻坚中精准扶贫政策对女性家庭权力与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现有扶贫政策整体上并未打破男女家庭权力失衡的现状,从整体上看,精准扶贫政策提升了女性家庭综合权利,但提升强度较弱。政府补助对女性家庭决策权提升的宽度明显高于干部帮扶、医疗救助、危房改造与易地搬迁。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干部帮扶对女性家庭决策权提升则不明显。医疗救助与危房改造均在单一方面对女性家庭决策权提升显著。

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失范及其矫正——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

村组干部是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到位的实际担当者。运用街头官僚理论审视后发现,在乡村场域下,村组干部因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空间,导致了精准扶贫政策在乡村地区的执行扭曲,呈现出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替换性执行、扶贫项目精准安排象征性执行、扶贫资金精准使用隐瞒性执行以及扶贫措施精准到户附加性执行等失范表现。影响村组干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失范的原因主要有精准扶贫政策本身的丰富性、村组干部综合素质偏低、乡村场域下政策执行环境的复杂性等等,鉴此,提出确立地方性规范、提高村组干部的综合素质、加强政策宣传和完善激励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以期寻求新时期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治理之道。

驻村干部——精准扶贫政策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家在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彻底消灭贫困。国家在扶贫工作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扶贫工作依然存在一些的问题与不足,本文针对以往扶贫工作存在的缺陷与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与研究,并从当前扶贫工作的现实情况与发展需要出发,对精准扶贫政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对于推进开展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及未来展望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教育扶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脱贫攻坚的强劲支撑,也是后精准扶贫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战略的需要。新中国教育扶贫政策经历了萌芽阶段、奠基阶段、发展阶段、壮大阶段和成熟阶段,呈现出教育扶贫内容丰富化、主体社会化、对象精准化、方式多元化等特征。今后,教育扶贫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应以人民为中心,贯彻以人为本原则;调动社会力量,构建多元主体格局;保障教育资源,持续加大经费投入;优化政策结构,构建动态政策体系;完善监督体系,确保政府公平公正。

精准扶贫政策下驻村干部的困境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中国扶贫机制下应运而生的重要产物,基于对以往"漫灌式"扶贫的思考,中央提出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的核心要义。精准扶贫的提出,推动了中国扶贫事业的飞速发展,使贫困群众以年均千万的数量在急剧下降。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扶贫资金有限,贫困户参与不足,帮扶政策缺乏灵活性等。而本文就试图从驻村干部的角度去研究他们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作为与贫困户直接接触的工作者,身上无疑背负着巨大的责任和重担。所以希望通过对他们的研究,使得扶贫攻坚任务能更有效果,驻村干部的工作也更具人性化。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陕南王村为例

文章通过对陕南王村扶贫移民搬迁四个阶段行动逻辑的分析发现,行政主导下压力型体制的威逼与普适性政策的诱导共同滋生了"背皮"搬迁的发生,从而导致精准识别的错位。另外,在搬迁过程中制度衔接的缺失与行政联合的缺场使扶贫治理陷入了碎片化的困境,背离了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目标要求。最后,国家、地方政府、贫困户各自行动逻辑、制度选择与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扶贫搬迁陷于了一定的制度性逻辑困境之中,搬迁后的村民生计式微,威胁到了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针对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必须从国家政策制定,扶贫治理体系构建以及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等几个方面来完善制度建设。

可行能力方法视阈下的精准扶贫:国际实践及对本土政策的启示

使现有标准下7 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要求。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工作中存在运动式扶贫、瞄准目标偏离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将精准扶贫思想贯彻在扶贫实践中。通过分析可行能力方法的理论特征,本文提出可行能力与精准扶贫在贫困识别、长效脱贫和脱贫成效评估三方面具有耦合性,是极具可操作性的指导精准扶贫实践的理论视角。结合拉美地区精准扶贫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本文从个体和家庭能力发展、因地因户施策、政策瞄准效果评估和专业扶贫队伍建设等四方面,提出可行能力方法对于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启示。

基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梗阻的生成机制及其疏解之道

近年来,基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梗阻＂问题愈演愈烈。基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梗阻＂的生成机制在于政策执行互动规则的＂断裂＂、执行主客体间利益的＂失衡＂、村组干部信息权力的＂垄断＂以及基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监督机制的＂失效＂;而其疏解之道在于推进基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互动规则的耦合,促进基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主客体间利益的整合,加强基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信息的沟通以及完善基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等。

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分析——兼论农村的扶贫现状

利用五省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村扶贫的现状及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主要的致贫原因是患病。现阶段,农民普遍认为所在村贫困户的选择和扶贫项目的安排比较合理,并且村及户层面的扶贫效果都比较好;但同时,有约12%的农民对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不太了解。进一步,建立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二元选择模型,发现:所在村贫困户选择是否合理、扶贫项目安排是否合理、人均纯收入水平、年龄、是否患有大病、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生活污水是否通过管道排放,是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重要因素。从扶贫政策相关因素来看,农村贫困户的选择越合理,到村的扶贫项目安排得越合理,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的评价就越高,说明未来精准扶贫政策应该在扶贫资源合理、准确配置等方面继续发力,以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成效,实现国家扶贫脱贫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