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治理共同体构建路径探析——以广西D县X村为例

构建村落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D县X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X村村落治理共同体构建路径,探究其构建成效。研究发现,村落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可以推动治理主体扩大、治理场所扩展、治理机制完善和综合效益提高,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社会关系网络与村落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究——以贵州省妥乐村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在奋力构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村落社会治理成为关键一环。妥乐村作为一个独特的个案,村民世代依靠村落中千余株古银杏树生存,并以此为媒介成立了村集体合作社,基于这种附着于自然环境的社会规训,村民建立了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高同质性和村落的动态发展或成为社会关系网络的一大局限,不容忽视的是在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的作用下,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在传承和重构的过程中以多方主体参与的方式推动了村落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家族势力影响下的村落治理研究

村落治理是村落政治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村落政治整合的内在要求,而要实现村落社会的善治和村落政治在国家制度范围内的合理发展,完善村治结构是其关键。通过对农村村落治理现状的考察,发现:家族势力等自生秩序对村落治理影响较深,特别是能控制村治机构的产生,已经威胁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村落的构建。这就需要强化国家权力的主导作用,整顿并整合村落家族势力:一要提升村落社会的自治能力;二要实现村落权力主体间良性互动;三要帮扶落后村落搞好经济建设;四要引导村落建立现代政治文化。

身体与精神双重构建下的民俗体育村落治理--以江西宁都“中村傩戏”为例

对江西客家地区宁都"中村傩戏"的实地调查。结果发现仪式性客家民俗体育在当代农村村治中有着重要价值。"中村傩戏"对村民意识形态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并通过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构建的方式对乡土社会关系形成联结。由此,认为民俗体育的村落治理功能的输出机制包含身体构建与精神构建两个部分,其中,精神构建是村落社会价值核心,身体构建可促进核心价值观形成。因而仪式性的客家民俗体育将成为村落治理的有效工具。

民间武术传承人村落治理中的礼治与法治研究

运用文献调研、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等方法,以金斗洋畲族武术传承人的村落治理实践为研究主题,探讨村落礼治、法治及礼法合治是如何以村落武术或村落武术传承人为媒介而推行的。研究发现,金斗洋畲族村的村落治理延续了传统的礼治方式,畲族武术的"在野之礼"成为村落治理的工具;在畲族武术传承人授武场域、授徒性别选择、用武方式等方面将法律的相关内容融入其中,促生了"以礼入法"行为的实践达成。研究认为,以武术的"在野之礼"等形成的村落治理传统并不会随着村落普法的推进而在短时间内消亡,"礼法合治"将是当前转型时期村落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并伴随乡土社会的发展持续产生效能,村落武术之礼文化及传承人的身体力行成为这种治理格局型塑的重要媒介。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与村民集体行动:村落治理结构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赣南G村道路修建事件的分析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及村民集体行动作为我国村落治理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了村落治理结构的变迁。通过对G村道路修建的"事件—过程"分析发现,后税费时代村落治理结构经历了从内生性治理到动员性治理再到脱嵌化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在内生性治理时期,村落治理需要外部权威的裁决才能保障村落内部秩序的平衡,村落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在村落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由于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日益衰减,村落治理需要依靠软磨硬泡为代表的软强制的动员才能实现;而到了脱嵌化治理时期,村落社会需要依托经济精英领导的理事会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运转。G村村落治理结构的转换体现了"规划性变迁"的农村治理逻辑,村落治理日益呈现结构离散化的特性。在当前村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政府扶持村落社会来抵御市场的冲击,重构"互动共治"的村落治理结构。

民族地区村落治理“四重矛盾”审视及突围路径

当前民族地区一些村落建设陷入经济收入与农业生产、精神文化需求与优质文化服务供应、个体意识与制度规范、学习需求与教育供给的"四重矛盾"困境中。造成这一困境与村落社会主体缺位及无理性、社会权力失衡及缺乏监督、社会组织薄弱及社会成员公共意识不强等有重要关系,致使村落发展出现"无主体熟人社会""无权力制衡恶人社会""无社会组织戾气社会"等不良现象。为促进民族地区村落发展的稳定有序和繁荣文明,应采取有效的治理举措:回归教育本质,构建融入生命生活之活教育体系;提升行政效益,确立参与式联动化基层管理机制;激活人力资源,设立公开化的"普及+精准"式帮扶系统。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对边境村落治理的影响——以隔界村哈尼族为例

中越边民通婚历史悠久,对隔界村的调查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时期通婚情况不尽相同,近年新增的"跨国婚姻"以同族通婚为主,有低龄化特征,且均为"非法"跨国婚姻。跨国婚姻的产生是文化、经济、人口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边境村落治理影响深远。建立良好的边民通婚机制,保障跨国婚姻有序有效,对边境村落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组织化互助:探索村落治理模式的传统底色与现实路径——基于AH省三村的考察

基于村民内生需求的组织化互助对村落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延续有着深刻影响。AH省南部、中部、北部三村村民根据各自的需求,分别建立了共享性、轮享性和防卫性互助组织,开展组织化互助活动,促使各自村落治理模式在村民诉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文化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变化。不过,因为传统互助组织具有组织目标集中却有限度、组织范围明晰却难延伸、信用程度较高却有意外、崇尚互助避险而非发展等特征,所以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其对村落治理模式的效能影响。鉴于此,可以充分挖掘其有益因子并实现现代性转化,培育现代性互助组织以规避其劣质因子,根据不同村落的情况探索'多头合议''权责共担''主辅结合'等治理模式。

社会工作参与村落治理的经验模式探究——以深圳市龙华区“社工村”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中村内问题日益增多,社会治理难度随之攀升,深圳市龙华区“社工村”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为解决诸多村落社会问题,探索以“村域空间”为载体的理想社会治理之道,龙华区社会工作者基于空间营造视角、资本积累与再生产等理论框架,尝试打造三个不同维度的空间,即“物理空间”“心理与社交空间”及“治理空间”;并且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以逐渐累积文化资本、心理社会资本、治理资本,推进村落治理格局的形成。

民间“社”组织的韧性生存研究——基于晋南村落的田野观察

“社”组织是一种以血缘、地缘和信仰为媒介的村落社会组织形式,是基于民众日常交往、习惯及共同利益、需求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互动性的人群共同体,是民众围绕村落礼俗事务与公共事务展开自我管理与服务的单元。通过对晋南“社”组织的经验观察发现,“社”组织是历史与现实互动的反映,具有较强的韧性,表现出形式多样的实践样态:信仰主导型、家族主导型、地缘主导型和复合型。进而阐明“社”组织韧性生存的内在逻辑,包括乡土性、实践性和互补性三个方面,这是“社”组织能够在村落中长久保持良性运行的关键。在现代化进程下,“社”组织作为村落礼俗治理的核心纽带,在建构乡土社会秩序、补充和完善村落治理体系等方面发挥作用,成为村落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一环。

公共工程项目嵌入视角下的村落社会治理——基于SW公路改建工程的分析

由政府主导的公共工程项目日益成为统筹城乡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并镶嵌在村落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此类项目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意志在基层社会的意愿,不仅改变了村落社会的观念与意识,加速了村落社会内部的变迁,还凸显了村落社会治理的新公共问题。项目的嵌入彰显了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变革,也是国家治理逻辑在村落社会的具体体现,但也带来了新的治理困境与张力。为此,要推动项目在村落社会的嵌入,需要重视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权力边界以及权力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

影响古村落“煤转旅”公共治理有效性的因素分析--基于皇城村和郭峪村的比较研究

随着资源型地区诅咒效应的凸显,古村落分布较为集中的山西省晋城市成为"以煤促旅"转型成效较为显著的地区。借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资源管理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在两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晋城市郭峪村和皇城村"煤转旅"的发展历程进行具象描述,并展开比较研究。同时从学理上对影响古村落"煤转旅"公共治理有效性的因素展开分析,借以丰富中国旅游产业发展中典型区域的研究成果。研究表明,基础产业的资金支持、改变规则的自主权利、体制精英的权威树立以及居民对贴现率的不同要求是造成古村落转型结果大相径庭的原因,也是影响古村落"煤转旅"公共治理有效性的因素。基础产业转型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只有提供适应旅游产业发展的合理的要素配置才能实现对旅游资源的有效治理。

片区式规划视角下冀中南传统村落保护与治理研究——以邢台崔路片区为例

传统村落沉淀着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是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许多传统村落正遭受着建设性破坏及自然性破损,保护形势十分严峻。本文在对冀中南传统村落进行深入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GIS的空间分析方法对其集聚度进行量化分析,得出冀中南传统村落呈“大集聚小分散”的高集聚分布特征;进而结合冀中南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与现状问题、文化特征、交通现状及自然资源进行片区式保护规划的可行性分析。以河北省邢台区域为研究对象,依据相关政策文件、传统村落的集聚度及文化价值的差异与互补性进行片区划分,选取其中崔路片区进行片区式保护规划与治理的实证研究,通过问题及成因探析,提出相应的片区式规划保护策略及空间治理路径。期望可以破解冀中南传统村落保护更新中的难题,提升冀中南传统村落的更新利用水平和现代化乡村治理能力,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中民间信仰的治理方式——一个传统村落片区的历史变迁、振兴实践与文化反思

中国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独特的文化力支持。新时代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认真探索促进民间信仰服务乡村振兴的机理和机制,推动民间信仰在乡村可持续发展、参与乡村基本建设、重构乡村文化以及解决实际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牢牢把握乡村现代化方向,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与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相适应,在努力建构丰裕而自由的村落理想生活的同时,促进形成民间信仰现代化转型与村落社会治理现代化相互交融、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地方性知识与村落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基于青海省L村与G村的田野考察

本文以青海省L村与G村的治理模式为对象,以藏族村落互动关系的演变为论述线索,展示青海涉藏地区村落社会治理中地方性知识的运用。基于详实的田野调查,论述藏族村落中"地方性知识"在维护当地社会秩序、规范社会道德、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的积极意义,探讨地方性知识的应用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法治建设的启示。

探究村落生态智慧的意义(代序)

《生态智慧活力乡村》揭示了西部各民族乡村治理传统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传承关系,展示了西部村落推动环境与社会关系协调发展的实践,给其他地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书中的村落类型的划分,研究工具的编制,分析方法的确立,均显示了研究团队独立的探索路径,对于西部乃至全国同类课题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推广,均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

治理权力的塑造:产权视角下中国村治的历史经验

产权与权力关系是公共治理研究的热点。治权即治理权力,在治理场域中受到产权的塑造。在中国基层村落治理中,产权塑造了治权的内容、范围与合法性,并遵循"权责对等"的塑造逻辑。"权责对等"包括权利与责任对等、责任与权力对等两方面,其中权利与责任对等具有中国特色。"权责对等"逻辑以责任为中介勾连了权利与权力:产权作为一种权利,其存续必须以对等的责任为基础;治权作为一种权力,其运行必须以责任履行为内容。责任的履行过程集中体现为权力的运作,责任的履行目标与结果主要表现为权利保障或增进。"权责对等"既是一种治理思维逻辑,也是一种治理实践特征,二者统一于中国长期的治理经验中,并在产权与治权关联、治理逻辑开发与重视历史经验等方面对当今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具有积极启示。

会首组织:羌族传统自治组织的现代恢复——以阿坝州茂县松坪沟乡岩窝寨为例

羌族村落岩窝寨是一个农牧二元经济、地方会首自治、发达的家族以及村落社区生活、以及虔诚的多元信仰体系共同维系的极具自治色彩的羌族村寨,这里的百姓一直都生活于自治共同体中。改革后生产队的解体及市场化等因素致使村落分化。但是,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元对立,相反,现代恰恰激起传统的保护性反应。1984年,遭遇现代影响的的岩窝寨村恢复传统的会首组织,其通过介入村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开始从昔日的全面治理村落转化为与正式权力共存,而成为整合村寨社会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会首组织一方面对于村寨秩序有所裨益,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管理成本。尽管会首组织在变迁时代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它依然对今日的农村组织建设有所启发。

华北农村村落空心化形成原因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结合华北平原典型农村村落空心化的实例,分析了农村村落空心化的发展脉络的形成过程和空心化形成的原因。从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经济发展的进程分析了经济要素、人文要素和政策要素在农村村落空心化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对农村村落空心化的治理提出建议,农村村落空心化的治理不但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还要体现农村村落的乡土特色,才能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有力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