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持、村际合作与产业振兴——基于桂西南S镇的案例探讨

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等工作,不能仅靠以政府为主体的外源性支持,也应发挥以村庄和村民为主体的内源性动力。立足田野调查经验,基于“政府支持—村际合作—产业振兴”的分析框架对桂西南S镇4个村庄的产业合作案例进行剖析发现:依托政府支持,通过村际间的产业合作可以有效推动产业振兴。具体而言,需要政府的组织支持、制度支持、技术支持和生计支持推动村际合作,而村际合作需以合作动力、合作基础、合作关键、合作条件为前提。实践证明,“政府支持—村际合作”的行为路径有效推进了村庄间的产业合作,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带动脱贫地区的产业走向振兴。

城镇化布局下的村际治理:论域潜变与构架前瞻

村际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中央城镇化布局的嵌入无疑推进了村际治理的进程。长久以来,我国基层村际治理的边界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的治理程式。"乡规绅治"是小农家庭模式的自治传统,人民公社国家工业化目标通过"政社合一"的模式实现行政渗透,村民个人治理能力在"乡政村治"的过程中得以提升,最终回应政府主导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行政善治。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村际治理聚焦于四维架构的拓展,即社会管理由单向度向社会整合迈进,通过民主治理达成公共精神与政府责任的型塑。在社区建设中实现治理转型与共同体重构,在服务下乡过程中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圈。

村庙:村落叙事凝结与村际关系建构——冀南广宗县白刘庄、夏家庄考察

白刘庄与夏家庄位于河北广宗县东北部,紧密挨傍但长期互不往来。这种另类村际关系的建构,是在"村运不合"这一传统叙事框架下,村民以村落信仰为基础,以村庙为工具,以口述记忆中的村落历史为依据而形成的。它是村民为防止恶性冲突而主动采取的疏离策略,体现出特定情境下社区和谐共处的另类智慧。

传统社会中的村落神庙联盟与村际关系

传统社会中的村落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结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宗族、信仰还是经济、政治因素都不可能是维系村际之间关系的唯一因素。为了加强村际交往,实现远交近攻的策略,村落与村落之间逐渐形成了以神庙为中心的联盟,有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如父母与子女及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等,有些则依照非血缘的姻亲以及主神之间相互结拜而成。结盟村落定期举行巡境和出游,以加强彼此关系。信仰作为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并不完全是村落神庙联盟的主要因素,其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地域、婚姻、血缘、经济关系的重构。这些村落联盟一面借用官方认可成为乡村的正统组织,另一面则通过固定的仪式活动强化内部凝聚力,同时强调明确村落边界和人员组成,客观上也起到了抵制外来流寇、乞丐团伙和盗贼的作用。

北京农业现代化与村际农场合作组织——吨粮村调查报告

北京农业基本情况北京市土地面积1.78万平方公里,山区占62％,农民人口391.2万人,耕地610万亩。农村工农业总产值企业占80％,农业占20％。乡镇企业18000家,占用劳力90万人,农村一产占劳力42.9％,二产占43.8％,三产占3.3％。在社会总产值中,农业占16.8％、工业占63.5％,建筑业占7.9％。

1644—1937年高平县草芳里乡村经济与村际关系

清代高平县草芳里是高平百里之一,位于丹河源头,区域内多河流、山脉,在清代有着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高平县志及草芳里保存下来的碑刻资料反映了草芳里乡村民众经济贫弱。频繁的自然灾害是导致草芳里民众贫弱的主要原因。保存下来的碑刻资料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存在的大村与属村、中心村与其他村等村际关系,在草芳里经济不断衰落情况下,这些关系也逐渐变得松弛。

社庙演变、村际联盟与迎神赛会——以清以来广州府番禺县茭塘司东山社为例

本文以广州府番禺县茭塘司东山社为例,通过整理地方文献和口述访谈,系统研究了清以来社、社庙演变、村际联盟与迎神赛会的关系。乾嘉年间,东山社由七乡演变成九乡,由于邬族崛起而引起东山社庙的主神变更;道同年间,洪兵之乱与东山社学团练组织的建立,以及清末民国东山社九乡联盟及其北帝诞会与协恭社的联防和联谊。试图说明明清鼎革以来,特别是乾嘉年间,随着频繁的海盗、盗乱及宗族械斗对包括禺南地区在内的珠三角乡村的侵扰,为满足防御的需要,一些乡族的祭祀组织逐步与村社组织结合,演变成为跨乡的祭祀组织。道咸年间,在抵御英军和洪兵之乱的背景下,祭祀组织又与团练组织进一步整合,成为村际祭祀和防御联盟。同时,一部分村落联盟又基于共同的信仰和防御的需要进一步联合起来,组成规模更大的村落联盟。这种村社、祭祀、团练的结合,以及乡村军事化的乡村演变趋势,已成为清末以来包括禺南地区在内的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演变的一种主流。

清代以来滹沱河流域上游水利设施与村际关系

清代到民国年间滹沱河上游各县的部分村落,为利用滹沱河及其支流水源,以村际合作为主要方式,共同投资、投工,开挖了部分渠道,为使灌溉过程中能够体现公平公正,他们相互协商,并依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较为全面的用水规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人为等原因,不免发生诸多纠纷,甚至发生械斗,诉诸官方,严重影响了村落之间的关系和地方秩序。导致用水纷争不断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源,与水资源公共特性密不可分。

离村不离乡:村际半移民现象调查——以山西省D村为例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又将这一问题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切实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其基本原则之一。目前,在全国多地农村,普遍存在着农民从祖居村落流动到周边相邻村落居住的社会现象。不难发现,迁入者在生存利益、人际关系、文化交融等方面与原住民之间潜藏着难以言表的冲突。在乡村变迁的大背景下,如何改善村际半移民的生存体验,进而确保他们的主体地位,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长远话题。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村际融合问题研究

社区内自然村村际融合是社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实需要,对实现社区高层次目标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统筹城乡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析村际冲突

村际冲突已成为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稳定的重大隐患。诱发村际冲突有集体利益矛盾、个体纠纷、婚姻家庭纠纷、违法犯罪等因素 ;具有群体性、暴力倾向性、潜在危害性和可逆转性 ;其治理对策是 :1 完善有力的情报信息网络 ;2 健全三级联合调处机制 ;3 冷静稳妥处置现场 ;4

明清至民国水利与村际关系--以晋北崞县阳武河为例

明清至民国,阳武河流域以水为中心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建构着水利社会的村际关系。各村之间通过共同投资、投工兴修水利设施。为了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明定水程、按时分水,公选渠长,采取惩罚措施,成立水利公司。但由于没有协调好各方利益主体的关系,水利纷争不断,甚至导致械斗和诉讼,此时民间调节与官方审判是消解纠纷的主要手段。水资源的稀缺性、公共性与恒定性导致村际之间既相互合作又存在纠纷。

从村际地戏仪式观屯堡人族群的稳定性

屯堡人族群的相对稳定性与其标志性文化——地戏有着重要的关联。屯堡地戏分为村落地戏仪式和村际地戏仪式两类:村落地戏仪式对本村屯堡人来说具有道德教化、文化传承等功能,维持着村落内部的秩序,而村际地戏仪式所编织的"仪式网络",即通过仪式行为的流动将单位社区之间勾连起来,形成了覆盖族群整体的文化网络,使族群价值观和族群规范趋于一致,使族群保持着相对稳定性。

典型县域农户城镇购房的村际差异及驱动因素——以江苏省涟水县为例

厘清县域农户城镇购房的村际差异及村庄环境系统驱动机制,对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乡村聚落重构和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乡村居住场势为理论基础,构建村庄居住场势空间结构模型,以江苏省涟水县全部行政村入户调查数据为支撑,运用空间自相关、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刻画农户城镇购房的空间格局,精准分析驱动农户城镇购房的主导居住场势,揭示农户城镇购房村际差异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近50%农户在城镇中购房,且村际差异明显,城镇购房目的地以镇区和县区为主。农户城镇购房整体呈现热点相对分散、冷点在“县城—重点中心镇”双核周边集聚的空间格局。(2)从全局尺度分析,区位场势、生活场势、氏族家庭场势是农户城镇购房的关键要素;从局部尺度分析,区位场势对农户城镇购房影响最大,生产场势、生活场势影响较大,政策场势、氏族家庭场势次之,生态场势、经济水平场势最弱。(3)政策场势中评选类政策和规划引导类政策呈现完全相反的驱动方向,对政策场势高敏感度村庄主要集中在县域东南部和中部。区位场势中的至市区便捷度驱动力显著高于至县城便捷度,且村际驱动异质性明显。生产场势中工业的驱动力远高于农业和服务业,但都呈现以县城为中心的圈层空间格局。生活场势中住房需求是农户城镇购房的原生性动力,而公共服务配套受区域差异的影响较强。聚落和家庭社会网络关系分散程度对农户城镇购房呈正向驱动,抚养比则相反,且均呈圈层分布格局。

政府支持、村际合作与产业扶贫——基于G省S县L镇的地方实践

当前政府主导下的精准扶贫事业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产业扶贫过程中,由于基层政府以行政逻辑为导向,忽视了单个村庄发展能力的有限性和产业项目的规模性,致使产业扶贫容易失败。基于这一现实困境并结合产业扶贫实践中的地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政府支持为调节机制,通过村际间的产业合作可促使产业扶贫取得成功。具体而言,政府支持包含四个方面,即组织支持、制度支持、生计支持和技术支持。村际合作内含有三大要素:一是动力要素——利益的相容性;二是基础要素——资源的同质性;三是关键要素——能人带动下的规模性。实践证明,在"政府支持—村际合作"的行为路径下,以市场逻辑为导向的产业扶贫能有效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研究建议政府应打破行政主导思维,以地方禀赋特质为前提,因地制宜地开展产业扶贫,并在后脱贫时代推动产业走向兴旺。

明清晋水流域水母信仰及水母祭祀圈思考

形成于宋金时期的晋水流域水母信仰在明清两代达到大盛,并借助神亲链形成了水母祭祀圈。这与当时晋水流域生态环境变迁、人口增长,以及造纸业发展导致的用水紧张、村际关系恶化有密切联系。水母信仰同以张郎为例的个体村落水神信仰大异其趣,后者发挥的作用多是证明自身水权的合法性,目的是争夺水权;而水母信仰更大的作用是协调村际用水矛盾,维系、整合整个晋水流域。水母信仰覆盖整个晋水流域,并借助神亲链发展成为了祭祀圈,成为晋水流域一种文化认同,对和谐村际关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作为方法的广州——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

近三十年,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主流是打造现代中心都市的'经典城市现代性',但以城与村的纠葛为城市异象表征的广州,却凭村际群落的地方性经验,展现了一种生态城市现代性的本土实践。进而,广州作为方法还向中国城市化现代性提出了更值得思考的问题:现代性实践如何能够重塑流动个体与现代大都市之间的归属认同。

社区资本与农村城市化的现实路径——以七个农村社区为例

中国农村城市化的现实路径具有多样性,区域经济学理论只能解释城市化路径的区域差异,却无法解释村际差异。社区资本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概念,指的是一个社区所拥有的能够用来投资的资源,包括自然、文化、人力、社会、政治、金融和建设资本七种类型,每种类型的资本都会对农村的发展产生影响,正是社区资本拥有情况以及资本利用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农村城市化路径的村际差异。我们要关注农村社区的多样性现实,看到社区居民积极主动利用各类社区资本谋求发展的一面,同时也要适当参与,帮助他们进行社区资本建设,实现农村因地制宜的城市化。

农村垃圾自主治理实践模式研究

农村垃圾问题已成为农村环境整治的一大阻碍,村民参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长效治理农村内源性垃圾问题,村民在实践中探索出“龙鹄式”“湖淡式”“向阳式”三种较为成功的自主治理实践模式,表明农村垃圾自主治理存在可行空间。但实践及推广中亦面临着村民参与意识有待激发、资金持续投入难以维继、分级制裁机制缺失、终端混合收运等问题。为促进农村垃圾自主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从激发村民参与意识、拓宽资金来源、组织优化、终端协同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措施。

行政村规模调整背景下新村治理研究——基于村民自治基本单位的案例分析

行政村规模调整带来新村治理难题，从而催生了各地对村民自治基本单位的探索，如广东清远等地区的自治“下沉”，也出现了“江南五村”等组织的自治“上移”。本文通过对自治“上移”案例船帮里在行政村规模调整前后的对比分析，得出三点启发：村际协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利益上移”，而非“自治上移”；村际协同治理与村调后新村治理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不同阶段；党建引领下的多单元治理格局是村调后新村治理的不二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