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庙:村落叙事凝结与村际关系建构——冀南广宗县白刘庄、夏家庄考察

白刘庄与夏家庄位于河北广宗县东北部,紧密挨傍但长期互不往来。这种另类村际关系的建构,是在"村运不合"这一传统叙事框架下,村民以村落信仰为基础,以村庙为工具,以口述记忆中的村落历史为依据而形成的。它是村民为防止恶性冲突而主动采取的疏离策略,体现出特定情境下社区和谐共处的另类智慧。

传统社会中的村落神庙联盟与村际关系

传统社会中的村落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结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宗族、信仰还是经济、政治因素都不可能是维系村际之间关系的唯一因素。为了加强村际交往,实现远交近攻的策略,村落与村落之间逐渐形成了以神庙为中心的联盟,有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如父母与子女及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等,有些则依照非血缘的姻亲以及主神之间相互结拜而成。结盟村落定期举行巡境和出游,以加强彼此关系。信仰作为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并不完全是村落神庙联盟的主要因素,其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地域、婚姻、血缘、经济关系的重构。这些村落联盟一面借用官方认可成为乡村的正统组织,另一面则通过固定的仪式活动强化内部凝聚力,同时强调明确村落边界和人员组成,客观上也起到了抵制外来流寇、乞丐团伙和盗贼的作用。

1644—1937年高平县草芳里乡村经济与村际关系

清代高平县草芳里是高平百里之一,位于丹河源头,区域内多河流、山脉,在清代有着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高平县志及草芳里保存下来的碑刻资料反映了草芳里乡村民众经济贫弱。频繁的自然灾害是导致草芳里民众贫弱的主要原因。保存下来的碑刻资料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存在的大村与属村、中心村与其他村等村际关系,在草芳里经济不断衰落情况下,这些关系也逐渐变得松弛。

清代以来滹沱河流域上游水利设施与村际关系

清代到民国年间滹沱河上游各县的部分村落,为利用滹沱河及其支流水源,以村际合作为主要方式,共同投资、投工,开挖了部分渠道,为使灌溉过程中能够体现公平公正,他们相互协商,并依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较为全面的用水规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人为等原因,不免发生诸多纠纷,甚至发生械斗,诉诸官方,严重影响了村落之间的关系和地方秩序。导致用水纷争不断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源,与水资源公共特性密不可分。

明清至民国水利与村际关系--以晋北崞县阳武河为例

明清至民国,阳武河流域以水为中心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建构着水利社会的村际关系。各村之间通过共同投资、投工兴修水利设施。为了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明定水程、按时分水,公选渠长,采取惩罚措施,成立水利公司。但由于没有协调好各方利益主体的关系,水利纷争不断,甚至导致械斗和诉讼,此时民间调节与官方审判是消解纠纷的主要手段。水资源的稀缺性、公共性与恒定性导致村际之间既相互合作又存在纠纷。

明清晋水流域水母信仰及水母祭祀圈思考

形成于宋金时期的晋水流域水母信仰在明清两代达到大盛,并借助神亲链形成了水母祭祀圈。这与当时晋水流域生态环境变迁、人口增长,以及造纸业发展导致的用水紧张、村际关系恶化有密切联系。水母信仰同以张郎为例的个体村落水神信仰大异其趣,后者发挥的作用多是证明自身水权的合法性,目的是争夺水权;而水母信仰更大的作用是协调村际用水矛盾,维系、整合整个晋水流域。水母信仰覆盖整个晋水流域,并借助神亲链发展成为了祭祀圈,成为晋水流域一种文化认同,对和谐村际关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的互构——基于冀南两村白猫黑狗传说的田野考察

新时期以来,学界关于传说的研究逐步从文献资料的梳理和类型学的分析转向在田野语境中进行考察,关注传说与民众生活、地方历史的关联,呈现出一种"民俗文化整体观"的研究范式。流传于冀南广宗县刘家庄、夏家庄的白猫黑狗传说,便应置放于两村相邻但老死不相往来的特殊村际关系中加以理解。这一传说是以两村庙宇的兴修改建及相关阐释为工具,以村民对现实功利的考量为依据而不断建构而成,最终成为比较稳定的村落传统。

汉人传统庄社的基本性质

以台湾的研究经验,论述汉人传统庄社的基本性质。其一,汉人庄社是一个仪式共同体,汉人庄社基本上是一个仪式界定的社会单位,人们在所居住的庄社里崇拜神明,举行共同的祭祀,有很强的社会凝聚力。其二,汉人庄社具有法人性格,这可以从传统汉人庄社拥有公地,以及庄社神明拥有田产,看出端倪。其三,汉人庄社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长期共同生活经验的累积,让庄民产生命运与共的一体感,可从庄社地理的说词与每年所抽的年签看出。其四,汉人庄社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村庄和人一样有生老病死,生命不断变化,也有毁庄灭庄的情况发生。其五,村庄是一个意志单位,村庄作为社会集体的存在,可以透过头人表达其自由意志的选择,特别是在与外界建立村庄联盟的时候。其六,村庄是村际关系的交陪单位,透过友庙、交陪境、联庄组织等,村庄与其它村庄建立长期稳定的交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