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广东州县钱粮催征研究——以《杜凤治日记》为中心

《杜凤治日记》是晚清州县官员杜凤治宦粤及回乡闲居的日记,是研究清代地方官员生活史翔实而又珍贵的史料,日记中有着大量有关州县钱粮征收的内容,从杜凤治的日记中可看到,晚清广东各州县钱粮难征已成为普遍难题,部分州县还有严重的抗粮行为,州县官除了处理日常政务外,还常需要带领人马下乡催征钱粮,平时则派委员、“家人”等手下设立若干粮站收粮。杜凤治征收钱粮,注重依靠族绅协助,在催征过程中,州县官经常会使用诸如枷号、羁押等威胁手段以催促地方百姓完纳钱粮,对基层社会有着重要影响。

档案之外:晚清江南纠纷解决的实践逻辑--以杜凤治《归田日记》为素材

清代中国的纠纷解决,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从纠纷双方自行协商,到邀请绅耆、亲友、中保以及邻里居中调解息争,再到告官审断;纵然告官审断,仍不排除民间调解的同时并进。在判牍与司法档案中,虽可看到民间调解与官府审断的互动,却极难知晓民间调解的具体细节,更难读到纠纷发生之后,双方应对纠纷、解决纠纷的方法与策略;而在告官审断之时之中之后,必须考量各种影响诉讼胜负的复杂因素,诸如两造身份、财力、官场人脉、诉讼成本、未来利益,以及承审官员的性情、偏好、能力与贪廉。但是,晚清江南绅士杜凤治的《归田日记》,却为读者提供了这些方面的详尽记载,使读者有机会深入考察纠纷解决的各个环节,以及影响诉讼的各种因素,或可弥补判牍与档案的不足。

晚清岭南官场演剧及禁戏——以《杜凤治日记》为中心

岭南远离中国的文化中心,清中叶以后岭南戏曲才迎来发展的高峰。同治、光绪年间,浙江人杜凤治在宦粤14年的日记中,较为清晰地记录了晚清广府官场宴戏及民间演剧的面貌,为我们触摸100多年前岭南戏曲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文献。《杜凤治日记》还以官员的视角展示官府禁戏的历史场域,重现各种禁戏指令出台和执行的始末,开显官方与文化传统、地方士绅及在华洋商等多重因素较力的隐幕。

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从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记录详尽的日记。日记以一个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广州官、绅、民的生活以及相互关系的有趣细节。从中可知,在晚清的广州,官绅、官民关系都与乡村地区有所不同。日记也反映了这个时期西方事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

晚清官员印章散论——以《杜凤治日记》的记载为中心

本文论及的印章,包括印信、关防、临时官印以及官员的私印、闲章等,主要根据晚清州县官员《杜凤治日记》的相关内容,来讨论清朝官员的印章与行政运作、官场惯例、官员生活的关系。从《杜凤治日记》中可以看出,印信、关防是清朝行政运作和官员权责的象征,私印也与官员个人生活密切关联。探讨接印、交印、封印、开印、用印、监印、借印等活动,以及官员私印的情况,有助于加深对晚清典章制度、行政管理和社会文化的研究。

晚清广东州县催征钱粮探微——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记载为中心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一部350余万字的日记,其中有大量有关州县征收钱粮的内容,研究清代赋税的学者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日记。从杜凤治的日记可知,晚清广东各州县普遍钱粮难征,州县官经常要带领大队人马下乡催征钱粮,平时则派官亲、委员、幕客、“家人”等设立若干粮站收粮,罗定州还存在殷丁参与征粮的制度。杜凤治在任职的所有州县,无不依靠族绅、局绅的协助催征钱粮。在催征过程中,州县官经常要使用包括枷号、杖责、羁押、封祠堂、烧屋等威胁和强迫手段。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基本没有写花户“自封投柜”的事,也看不到图甲制在州县征粮过程中的作用,令人感到困惑。

研究晚清广东历史的重要文献——《望凫行馆宦粤日记》

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州县官杜凤治的《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是一部分量巨大、连贯详细、内容丰富的日记,对研究清代司法、州县制度以及晚清广东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识小必须见大,平实不可平庸——邱捷教授学术访谈

邱捷教授1978年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我校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在近代中国商人研究、孙中山研究、近代广东社会研究、晚清政治制度研究等课题都有创新成果,近十余年集中精力点注与研究《杜凤治日记》。邱捷教授对自己学术研究的特点与局限有客观的认识,对若干课题的拓展、创新也提出了一些想法。

社会资源与司法实践:晚清基层刑狱理讼的多重面相——《望凫行馆宦粤日记》述评

晚清时期,广东州县官杜凤治的私人手札《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内容富厚、记叙完整,涉及审理案件、教化地方、缉捕盗匪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它不仅考察了杜氏私人的社会生活与司法实践,也覆盖整个广东州县的官绅网络与吏民关系,贴近基层官吏治理的现实情境与历史真实。就基层理讼刑狱而言,日记细腻详尽地记载着杜氏审理的每件民事或刑事案件,以及隐含在审判之中的情理、文化、经济等综合因素,它们成为州县官、士绅及平民等各路角色能够在斗争中博取利益的社会资源,决定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和权力,使得法律制度与社会实践产生明显的反差。因此,相较官方档案等精心修饰的宏阔文献而言,日记生动展现社会资源与司法审判之间的互动调适。窥其一隅,对于研究清末微观社会的司法情态具有更直观、更真实的参考价值。

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

同治、光绪年间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的杜凤治,留下一部记载详尽的日记,是研究晚清广东的珍贵史料。本文主要利用他在广宁县任知县时的日记,讨论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杜凤治的“学校、征输、听断、缉捕”四要务,都要争取士绅的合作与支持;但他在征收钱粮时使用了大量威胁、强制手段,引起士绅不满,引发了士绅的上控和闹考。知县、士绅经过一番较量后达成妥协,双方都有所损失,但都分别保住了官职与功名。咸、同年间是官绅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广东的情况更有其特别之处。同治年间广宁县的案例,可以使我们对晚清的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增加了解。

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

本文引用的主要资料是同治、光绪年间曾任南海知县的杜凤治的日记。杜凤治除了执行一般州县官的公务之外,还是直接管辖省城的行政长官(广东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管辖)。从日记记载我们可以了解清朝后期地方政府对省会城市的管理体制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很多细节。杜凤治被总督委派参与了大量"洋务"活动,日记记载了当时广东中外交涉的一些情况。此外,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经常直接向督、抚、藩、臬报告,与各级上司讨论公务,参与官员任免等事务,实际上成为广东省高级官员的重要助手。日记对杜凤治与各级官员公私交往的记录,揭示了晚清地方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以及晚清官场的各种规则与人际关系。

潘仕成的身份及末路

学界对潘仕成是洋商还是盐商有不同说法。南海县知县杜凤治在其《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中用很多篇幅记录了潘仕成经营盐务失败、被抄家、所涉诉讼以及他最后岁月的细节。《叶名琛档案——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残牍》也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有关潘仕成的史料。这些史料证实了潘仕成是带着盐官官衔去经营盐务的。杜凤治在日记中提及潘仕成曾为洋商,当属可信。但要详细了解潘仕成洋商的经历,仍须发掘更多新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