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与上海市地方协会

上海市地方协会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团体,文章通过对1934年后杜月笙领导参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论述,揭示杜月笙、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实质。

杜月笙与中国通商银行

本文对中国本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1935年由商办银行沦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附庸、旧上海大流氓杜月笙取代傅筱庵把持该行的社会历史环境、较量各方的力量对比、前后经过,以及此后杜月笙与该行相互影响的命运,进行了探讨,力图揭示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上海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和民族金融资本的命运。

杜月笙、蒋经国上海大斗法

抗战胜利后,尽管杜月笙与蒋介石已有过节与矛盾,但双方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表面上客客气气;在公开场合,杜月笙对蒋的政策均表示拥护,表态积极,捐款踊跃。但到1948年秋天,杜月笙与蒋家父子形成了正面冲突,发动攻击的,正是如日中天的蒋经国。

杜月笙与上海市地方协会

上海市地方协会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团体，“虽不领衔，但其势力则远在领衔的市商会之上，因为地方协会的会员，包括各界各业的上层领袖人物，其主张带有相当代表性”。①30年代前期，在会长史量才的领导参与下，地方协会积极介入地方事务，对国民党政权的内战独裁政策进行了激烈地抨击与质疑，表现出了鲜明的民主进步倾向。②1934年11月，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不久，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青帮头目杜月笙当上上海市地方协会的会长。本文试就1934年后杜月笙领导参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论述，进而对杜月笙、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杜月笙与上海银行家

1920年代末,靠烟赌发家的上海"大亨"杜月笙开始涉足金融界。杜月笙与上海银行家之间从互不干涉到相互结交,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互惠互利是双方结交的本质。凭借帮会势力基础、政治关系背景和高明的手段,杜月笙成功进入上海银行家的阵营,并与钱新之、徐寄W等人颇有私交。在国民党和上海银行家之间,杜月笙主要承担了"政府代言人"的角色,他与上海银行家曾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为国民政府的同盟者,他们的离心加速了国民党的垮台。

杜月笙和上海工运

杜月笙与上海工运的关系颇为复杂。1 92 7年前 ,杜月笙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采取支持的态度 ;“四·一二”期间 ,他倒向国民党 ,对工人运动进行镇压 ;国民党政权建立后 ,为了政治需要 ,他又积极参与平息工潮 ,利用工运。

简论1930—1935年杜月笙及其帮会势力

上海帮会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地方性社会集团。20世纪30年代初,因得到了民国政权的支持,杜月笙及其帮会依靠四通八达的社会关系,成为活跃在当时上海社会的重要力量。通过对杜月笙及其帮会势力与当时社会各界关系的分析,可以窥视近代中国帮会势力发展的原因、规律及其危害。

杜月笙与浦东同乡会

1931年,杜月笙作为发起人重建浦东同乡会。他参与该会的筹备,并多次连任常务理事、理事长。通过对档案的梳理,杜月笙领导该会进行的救助活动主要分为一般性救助、紧急性救助及临时性救助三个部分。而杜月笙因其受到幼年悲惨经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拥有雄厚资金作为物质基础,以改变自身形象作为出发点重建浦东同乡会,但其客观上确实为浦东民众和地方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杜月笙调解工潮探析

在1927-1937年,特别是在30年代前期,杜月笙在上海工潮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当时,沪上各大报纸经常载有杜月笙调解工潮的消息和鸣谢杜氏调解的启事,无论国民党政府、租界当局,还是华洋资本家,包括一些普通的工人、群众,众口喧腾,杜月笙调解工潮似乎已经成了旧上海社会生活的一种经常现象,杜氏的所谓“闲话一句”,更为一些人吹得神乎其神。一位国民党的驻外使节在向一名美国记者描述杜氏调解1932年法电工潮时曾说,只要杜打一个响指,工人就都乖乖地回去复工。话虽玄乎,但杜氏与30年代前后上海工潮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可惜至今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杜月笙跻身上海工商界行径探析(1928—1937)——以面粉业和航运业为例

杜月笙是民国时期上海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帮会头目之一,其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通过帮会势力、经济实力和政治关系等路径跻身上海面粉、轮船航运等重要工商行业。三大路径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帮会强大的杜月笙引起政府对他重视和拉拢,杜也主动结交权贵,因而攀上了强大的政治靠山。帮会势力和政治关系的强大又使杜轻而易举地打入工商界,使其经济实力更为雄厚。杜再利用经济手段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帮会势力与政治关系,使其势力再次膨胀。杜月笙在跻身上海工商界的过程中把帮会中的做事行径带入其中,使上海工商界出现帮会化现象。

论杜月笙在“四·一二”政变前后的政治投机性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以青帮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无所不在,作为上海滩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个人势力急剧膨胀,逐渐位列上海滩三大亨之首,成为国共两党各自争取的对象,而杜月笙却一直表现出两面皆不得罪的态度。但是,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逐渐破裂,杜月笙越来越倾向于能给他的个人利益带来保障的国民党,特别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决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蓄意破坏国共合作,建立独裁政权的前夕,杜月笙最终倒向了国民党反动派,并且在"四·一二"政变中,扮演了反共急先锋的角色,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本文就以"四·一二"政变为分界点,用相关史实说明杜月笙在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上的投机性,并对这种投机性的原因进行了简单分析。

杜月笙做的“吃亏”事

巨款接济罢工工人 从前洋商在上海开办规模宏大的香烟厂，仗着强国的威力，坚决不肯纳税，后来这家香烟厂又因给工人的工资太低，数万工人发动罢工，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生性高傲，向来瞧不起上海人，为了这次工潮，特地约杜月笙相见，一则要他解决工潮，二则要他提出凡是行销中国内地的洋商香烟都要纳税。

毛泽东、周恩来曾复电杜月笙

1948年在香港,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和夏衍,去探望过杜月笙。杜向他们保证一定安分守己。1949年初,由于战争影响,秦皇岛解放区运往上海的煤炭运输受阻,上海大多数船只因缺乏燃料,停泊在黄浦江中无法启航,身为中国海事建设协会主任委员、全国面粉公会理事长的杜月笙,为了摆脱轮船航运业的困境,主动向中共方面提出以上海的救济面粉换取秦皇岛煤炭的建议。同年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复杜月笙等人,对上述建议表示同意,电文说"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对杜月笙等人派"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交派员到华北接洽"极表欢迎",

杜月笙回单研究

杜月笙是民国历史上的显要人物,其势力达于政、商两界。淮南市大通万人坑教育馆收藏了一张关于杜月笙收到淮南矿路公司董事会给予的酬劳金回单,尽管文字简单,却足以反映杜氏在当时重要的社会影响力,是其身份地位的明证,并可由此揭开杜月笙从一个底层帮派人物到上流显贵的人生历程,同时还折射出杜氏与宋子文、孔祥熙集团的密切关系,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潘汉年、乔冠华策动杜月笙

杜月笙是昔日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靠黑白两道起家的人物。 1948年底杜月笙去香港时，潘汉年等中共领导人曾专门会见过他们父子，希望他们的帮会势力在上海解放前后不要搞阻挠破坏活动。

从《黄炎培日记》看黄炎培与杜月笙以鸿英教育基金为媒介的交往

鸿英教育基金由沪商叶鸿英出资设立,是近代上海著名的民间教育基金之一。纵观黄炎培与杜月笙以鸿英教育基金为媒介的交往,可知,虽然杜月笙是应黄炎培之邀加入基金董事会,但实际上于双方是各有助益,而杜月笙在解决鸿英家事风波中的突出身影及其后董事之名的有名无实,一是因为杜月笙自身本不擅长文教事业,二则因为黄、杜二人于基金会以外组织中的频繁深入接触。

杜月笙,直把渝城作沪城

杜月笙建立“恒社”．收容逃难来渝的徒子徒孙乃至烟熏火燎的外国人。这些人到了重庆，立刻操起旧日营生，将一座西部山城经营得有声有色……

杜月笙曾“掩护”地下党多年

抗战时期，杜月笙在重庆开办多家银行，兼做进口贸易生意。杜是个在重庆军政两界、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名人。“七七事变”后，因主张抗战，参与抗敌后援，杜月笙捐出车辆和飞机，一时赢得“抗战”、“爱国”的好名声。杜月笙为了在重庆扩展他抗日的威望和影响，乐于结交有名望的文艺界人士.

蒋经国与杜月笙初斗上海滩

一个是蒋家王朝的"太子",一个是旧上海的流氓大亨。一个自恃有"上方宝剑",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一个在上海滩呼风唤雨几十年,只要一跺脚,整个上海滩都发抖。他们就是蒋经国与杜月笙。就是这赫赫有名的两巨头,40年代末在上海发生了一次明枪暗箭般的较量,最后,上海滩的大闻人敌不过国民党的蒋太子,首次败下阵来。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了一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所谓"币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