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杜注孔疏异义辨举隅

杜预注、孔颖达疏是《春秋左传》最重要的注疏,一般认为“疏不破注”,孔疏总是维护杜注。但这只是表象,仔细推敲,注疏之间亦有异义,故撰此短札以作辨析。《春秋》僖公五年:“夏,公孙兹如牟。”杜注:“叔孙戴伯娶于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于牟,因自为逆。”

张聪咸《左传杜注辨证》地理考据述论

《左传杜注辨证》涉及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天文、礼制、训诂等诸多方面,地理为其中之一端。张氏对左传杜注地理方面的考据主要包括地名相关之辨、山川湖泽方位之辨及杜注古今版本地理记载差异之辨等。其地理考据主要运用了排比文献法,同时综合运用音韵训诂、事理推证、以经解经等方法。张氏的地理考据解决了一些古史地理问题,且本书还体现了张氏不惧权威、实事求是的品质,丰富了桐城的地域文化,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地理考据失误、缺少实地考察等方面的不足。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晋代杜预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 (后人简称之为“杜解”或“杜注”) ,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左传》古注。清代学者们从义理和考证两个方面对《左传》杜注进行了臧否 ,其作品数量之多、涉及方面之广与考语分量之重 ,都超过了前代。清儒对于杜注既有所舍又有所取 ,在取舍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尽管他们对杜注的某些批评今天已经被证伪。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清儒不仅是杜注的批评者 ,而且是杜注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总之 ,在清儒的臧否中 ,《左传》杜注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

《左传》杜注复合词的考察

随文释义的注疏具备时代性和口语性的特点 ,因而也最能反映当时语言的真实面貌。《左传》的单音词 ,晋杜预常常用复合词来注释。本文把《左传》的单音词与杜注相对应的复合词加以对照 ,以探索由上古单音词到中古复合词发展的轨迹 ,为汉语构词法发展史积累一点资料。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言××""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左传》杜注敦煌残卷研究

《左传》杜注敦煌残卷是传世《左传》杜注的重要补充。对其用字特点、抄本特征、版本学价值等应进行必要的探讨。残卷多用俗字,“弗”、“不”混用,较多地保留“也”字,使用占位符号等,有存古貌、显文义、证前说之功。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杜注孔疏考异

《郑伯克段于鄢》为《左传》中典型一文，杜预和孔颖达对该文都做出了较多的阐释。通过对《郑伯克段于鄢》杜注和孔疏的逐条对比和分析，可以发现孔颖达的正义有只申解传文、只申解杜注和既申解传文又阐述杜注三种类型．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疏不破注”的原则。在时代及自身的原因下，杜预注呈现简约精当、敢于创见的特点。孔疏在坚持“疏不驳注’’原则的基础上，间接委婉地阐述自己的理解，论证资料详备，但也有迂曲之嫌。

《左传》杜注对句法现象的揭示

以往研究杜注的学者,大都注重他的名物故训,这无疑是必要而正确的,但是研究若仅止于此,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除了名物故训之外,杜注中还有一部分极易为人忽视然而却又极有学术价值的阐发,那就是对古汉语句法现象的揭示。这部分内容十分丰富,认真加以整理,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是极为有益的。本文下面将分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条述。

《左传》杜注“某犹某也”类释

古注的训释很大一部分是文意训释。《左传》杜注中有数十条"某犹某也"的训释,训释词和被训释词之间的关系可分义通和义隔两大类,前者指义同或义近,但又同中有异,后者表面相隔,实际相通,异中有同。两类中又各自涵括多种不同的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论洪亮吉对杜注字词的匡正(二)

在《左传》的注释史上,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是一部重要的注释之作。洪亮吉主要利用汉魏遗说来匡正杜注,力图恢复《春秋左传》汉学的本来面目,匡正了杜注中大量的错误。本文进一步从字词方面探讨洪亮吉对杜注的匡正。

北宋著名学者王得臣论杜注杜考论

王得臣是北宋时期著名学者,性嗜书、史,著述颇丰,其《麈史》论及杜甫去世时地,其《增注杜工部诗集》虽然散佚,仅少量文字保存至今,但其内容丰富,涉及杜甫原注、杜诗异文以及典故疏源、诗意阐释等,颇有价值。

“钱牧斋杜注写本”考

本文宏观略述《钱注杜诗》版本源流,微观细索其"隐形"的写本、批校本系统,重点考察傅斯年图书馆藏"钱牧斋杜注写本"。此写本作为前刊本形态的文本,其学术价值,一是反映了钱谦益杜诗笺注相对原始之面貌;二是在写本与季振宜静思堂刻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考见钱注由未定稿本,经由增补删校,向最终勘定刻本流变之轨迹;三是此写本对刻本具有一定校勘价值。写本《少陵先生年谱》后附录宋高宗授杜甫裔孙杜邦杰承节郎敕。

《左传》杜注所揭示的特殊语法现象类析

本文从"词类活用"、"普通名词作状语"、"宾语前置"、"省略"四个方面具体探讨了《左传》杜预注所揭示的特殊语法现象。

杜注《左传》质疑举偶

《左传》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家杰作,晋杜预注的《左传》可谓功不可没,然杜注千虑一失也在所难免。本文运用训诂学、考据学的方法举二三例以证之。一“夷射姑旋焉”中的“旋”是“小便”吗?二“僖公十五年……秦穆姬属贾君焉……晋侯于贾君……”。贾君为谁?

从一条杜注谈周代的等级制度

反映先秦社会状况的史籍中,著名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左氏传》对后世影响很大,对其加以注释及考证者不乏其人。而晋代的杜预之注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杜注也自值得商榷之处。现举一例加以说明。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日:‘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

《左傳》杜注校讀劄記

歲在甲午,據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明翻相臺本《春秋經傳集解》,校讀一過。自杜注定爲一尊,歷來讎校此經者多關注經傳文字,於杜注則或申或規,鮮有通篇校理者,故本次校讀以糾正杜注傳鈔訛誤爲重點。今擇前賢未曾述及之校記若干條,匯爲此篇,非敢必其是,而聊爲引玉之磚,以求教于時賢云爾,是爲叙。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所见南宋福建地区杜注特色

本文通过引入"旧注"的概念,探讨《杜工部草堂诗笺》在继承前人集注以及利用其它材料方面的情况。并从福建崇安陈元靓的《岁时广记》入手,考察福建当时其它学者的编著成果对杜注之影响。从而得知:不论是《杜工部草堂诗笺》的串讲特色,还是其丰富的材料来源,都与当时福建学者著述中所倡导的工具化、通俗化息息相关,这一影响最终形成了南宋福建地区独特的杜注面貌。

纠驳杜注,发掘隐微:龟井南冥、龟井昭阳的《春秋》学

德川日本晚期(1780~1852),古文辞学派儒者龟井南冥、龟井昭阳研探《春秋》经传,深入研究《左传》,注重从文章文法的角度,整体上观照传文,通过对传文叙述脉络的发掘梳理,阐释传文中的疑难问题,从而实现“经传相发”,明确经传文意。龟井南冥《春秋左传考义》致力于反驳、纠正杜注,龟井昭阳《左传缵考》继承家学,在反驳、纠正杜注的基础上,努力探求传文隐含的微言大义,构建“文学现场”,极大地丰富并生动了传文。由于二书刊刻时间较晚,故对德川晚期及幕末日本《春秋》学影响并不广泛。但是它们却比较深刻、广泛地影响到日本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乃至昭和(1926~1989)年间的日本《春秋》学,其著作质量、学术价值,借此可窥一斑。

从杜注的遭遇看乾嘉汉学的学术规范

乾嘉汉学宗汉儒旧训,在清代春秋左传学领域对杜注无休止的攻伐不仅仅是由于汉注和杜注的对立,也是学术规范的对立所致。《左传》杜注尚"简",引文不注出处,与清代乾嘉汉学所树立的学术规范相悖。从杜注的遭遇可以反映出清代学术的特点。

论明儒对《左传》杜注的补正

明代出现了一批具有匡杜性质或内容的《左传》学著作,这些著作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读《左》札记,一类为《左传》的改编和注评。其中,陆粲《左传附注》是明代最优秀的匡杜之作。明儒无意于攻击和推翻杜注,他们补正杜注,主要出于读经和学文的需要。明儒对杜注的错误疏漏多有认识,在匡杜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不仅纠正了杜注中的大量错误,还提出了不少新解异说,并且在匡杜过程中运用了一些较好的训诂方法。明儒匡杜取得的成果多为清儒所继承,并对清儒补正杜注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