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论虎关师炼《济北集》对杜甫的接受

虎关师炼《济北集》文学观念和诗歌创作皆体现出对杜甫的推崇与接受。《济北集》“诗话”对杜诗的接受与评价表现在自出新见的杜诗诠解和“尽善尽美”的评杜之语两方面。在具体创作方面,虎关师炼仿习杜诗语汇和七绝体式,承杜甫所创之题而以平静自适为主要情调。另外从他对陶渊明评价中可见其对杜甫的推崇和摹习在根本上源自其与杜甫思想及诗学观的一致性,即学道匡君的用世之心和不拘“清淡”、提倡情性雅正的诗学观念。虎关师炼对杜甫的追摹同时体现了他对宋代诗话评杜理论的辨证吸收,推动了杜诗在日本文坛的经典化进程。

一部杜诗研究的开疆拓土之作——读沈文凡先生《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有感

沈文凡先生的《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是一部搜罗宏富、功底扎实且富有开创性、奠基性的高质量专著,为杜诗乃至唐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方法和领域,在杜诗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可谓“功在先圣,惠及后学”,古代文学研究者当会从中获得许多启迪。

管窥《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中的编辑元素

《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作为一部专业性较强的学术专著,在其出版过程中,对编辑的基本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既需要其有扎实的文字基本功,又需要有其独特的策划视角,而这些编辑元素又相辅相成地融入在编辑与作者共同的精神创造活动中,一起构筑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意人生。

论明人对杜甫的诗意建构与文化接受——以“杜甫游春”题画诗为中心

“杜甫游春”是明代绘画的重要主题,画虽亡佚,但尚存诸多题诗。结合杜诗阅读和现场观画的审美体验,明人对这一艺术主题展开了诗意的想象与书写,塑造了杜甫忧时愁苦与逸乐闲适的二重形象。他们一方面极力捕捉杜甫的肢体动作,通过多组动作主题的演绎,勾连杜甫行走的地域空间,表现“游”之主题;另一方面借由对自然意象的描摹,构建“春”之场景,在揭示时间属性的同时,映射杜甫内在的情感世界。“杜甫游春”题画诗在一定程度上映示了明人对杜诗创作的普遍印象与典型认知。同时,它与杜甫戏曲的发展密切相关,生动反映出明代杜甫接受的趋俗面向。虽未有艺术上的突破,但这类程式化的书写客观上推进了杜甫形象的承袭与流播,并在无形的层累中不断巩固杜甫的地位,后人对于杜甫的精神认同与文化崇奉亦由此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