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人对杜甫的诗意建构与文化接受——以“杜甫游春”题画诗为中心

“杜甫游春”是明代绘画的重要主题,画虽亡佚,但尚存诸多题诗。结合杜诗阅读和现场观画的审美体验,明人对这一艺术主题展开了诗意的想象与书写,塑造了杜甫忧时愁苦与逸乐闲适的二重形象。他们一方面极力捕捉杜甫的肢体动作,通过多组动作主题的演绎,勾连杜甫行走的地域空间,表现“游”之主题;另一方面借由对自然意象的描摹,构建“春”之场景,在揭示时间属性的同时,映射杜甫内在的情感世界。“杜甫游春”题画诗在一定程度上映示了明人对杜诗创作的普遍印象与典型认知。同时,它与杜甫戏曲的发展密切相关,生动反映出明代杜甫接受的趋俗面向。虽未有艺术上的突破,但这类程式化的书写客观上推进了杜甫形象的承袭与流播,并在无形的层累中不断巩固杜甫的地位,后人对于杜甫的精神认同与文化崇奉亦由此得以延续。

王九思《杜甫游春》:志士品格·诗人情怀·曲家本色

明代文学家王九思的杂剧创作以《杜甫游春》最为有名。此剧情节简单,时代感强,是王九思以失意文人士大夫的视角来关照现实政治、抒发满腹不平的抒情诗剧,是明代杂剧走向案头化的开始和标志。本剧继承标准的北曲一本四折形式,以豪放泼辣的曲风,和康海《中山狼》一起完成了北杂剧的光荣终结,开启了杂剧文人化、抒情化、案头化的流变方向。

论王九思杂剧《杜甫游春》中的杜甫形象

王九思在其杂剧《杜甫游春》中以简洁的语言塑造出丰富多样的杜甫形象,文章总结出有六种。通过分析这一形象,探究杂剧中杜甫形象与杜诗中呈现的杜甫形象之间的关系,藉此可以进一步揭示杜甫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宁都窑址出土元代杂剧图案的瓷器

在宁都县固厚公社小洋旻大队,一九七九年秋发现元代古窑址,出土青釉印花瓷器一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种印有杂剧图案的瓷片标本,是研究元代杂剧的有用资料。今介绍如下: 第一种瓷片标本印有杜甫游春图。图案装饰在碗的内壁。图案中有“杜甫游春”四字,约相对称排列。另有四个人物形象,前导一人,头戴帽,肩扛酒葫芦及其他杂物;继后骑驴者,即为杜甫;后跟两人,均短襟打扮,一人肩上扛一物,疑系凉伞雨具;

王九思、康海及其杂剧

明代中期,在陕西关中户、杜之间,曾经闲居着两位被罢了官的人。他俩经常在一起吟诗度曲,饮酒长啸,抒发心中的抑郁和愤懑。他俩家中还养有戏班,有时就以扮演自己写的戏,或聊以自慰,或招待客人,在当时颇有影响。他俩写的剧本,在我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他俩是谁呢?就是王九思和康海。

论冯惟敏的杂剧《不伏老》

冯惟敏,作为明代的著名曲家,大家多重视他的散曲,而常常忽略他的杂剧.其实,他的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固然堪称有明一代的煌煌之作,而他的两部杂剧《不伏老》和《僧尼共犯》,亦被时人誉为“独为杰出”的佼佼上品.倘若说,冯惟敏的散曲,重在表现一位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正直坦荡的一生.那么他的杂剧,则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广大知识分子生活追求的悲凉心态,以及社会观念的崭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