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注杜诗》整理刍议

《钱注杜诗》一向被认为是清代“集大成”杜诗注的源头与最具原创性的注本。比对宋注与钱注,发现钱注承袭宋注的内容占全书百分之七十以上,在观点原创性上超出宋注的内容不多;受文献搜集的限制,钱注未能全面掌握宋注,且对宋注颇多误解。在钱注并无整体原创性的前提下,其他直接或间接遵从钱注的清人代表注本(如仇、浦、杨等)对宋注的承袭问题也将逐次呈现。所以,杜诗研究应以宋代注本为起点,不应以清代注本为起点。

文本细读、文献考辨与“文心”前置:朝鲜杜诗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以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为中心

杜诗学作为朝鲜古代诗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单一的文本分析很难挖掘出杜诗在朝鲜文坛接受、传播与变化的丰富状貌,只有多维度阐释才能达成整体性的学术关照。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基础,重视文献考辨。该书秉承旧文献新用、新文献智用的研究原则,将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辨相结合,体现出“文心”前置的鲜明特点,进一步丰富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杜诗学研究空间。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清代杜集文献出版与杜诗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作品本身的文化增殖能力与各种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杜诗经典化进程中,印刷术的进步与出版发行业的兴盛对杜诗经典的形成和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刷工艺的完善及出版发行的成熟使得杜诗文本越来越具有可获得性,扩大了杜诗文本传播和接受的范围,有力地推动着杜诗经典化进程。从经典“发现人”的角度考量清代杜集文献的编著与出版的特点,可发现其在空间归属上存在着显著的“江南现象”。杜集文献的生产与传播是“江南”士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播形态,成为杜诗经典化的题中之义以及重要推动力量。

民国时代大学杜诗课——作为讲义的高步瀛《杜诗》

20世纪30年代高步瀛于北平师范大学开设杜诗课,编纂《杜诗》讲义。其书前列杜甫年谱,且对所选每首诗考证年代,并按时代顺序编排,将诗人的经历与诗歌的创作紧密结合,发挥“知人论世”的功能。在情感价值上,选取杜诗中控诉战争的诗篇,展现战争给百姓及诗人带来的灾难,以此激发学生的反战情绪。授课者与诗人有着相近的人格情操,故对诗作情感体会深切。在艺术成就上,高氏继承桐城派的为文路径,以为杜诗“至情至性”的“生气”是转折、顿挫、腾挪、掉转等文法为之的结果,其“沉郁顿挫”的诗风,是“断”法所造就。这与其时盛行的以白话文为主的诗风相对立,彰显出在大学课堂进行传统诗学教育的良苦用心。

抽丝剥茧出新面,洞幽烛微凭纵横——魏耕原《杜诗综论》对杜诗研究的贡献

魏耕原新著《杜诗综论》一书,立足文献,剥茧抽丝,析疑辨难,对杜诗的主题思想、作品风格、诗体运用、语言特色等展开了多维度、立体化研究,就杜甫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该书充分体现了魏耕原对杜诗研究的推进之功,实为当下杜甫研究的重要斩获。

论刘濬《杜诗集评》的价值

作为主要活动于乾嘉之际浙江海宁一带的布衣士人,刘濬功名事业不显,仅以选编《杜诗集评》而声闻于世。此书共15卷,汇录了清代前期李因笃、王士禛、钱陆灿、朱彝尊、申涵光等15家的涉杜言论,具有丰富的文献学价值和巨大的杜诗学价值。进一步来讲,一方面,它搜罗资料广博,对于杜甫作品的辑佚、版本、校勘贡献卓著;另一方面,其文学意义和文本意义对于杜甫诗歌的接受与探讨亦不无助益。

仇兆鳌对《杜诗详注》“进呈本”的修订

仇兆鳌对《杜诗详注》“进呈本”的修订,主要体现在“增辑”内容方面。其一,其修订“失误”包括:延续“进呈本”中的错误、增辑的内容有误、“进呈本”中正确内容被改错、增辑内容与原有注释重复等;其二,其修订失误的原因是:《杜诗详注》篇幅太大、过度迷信“转引”文献、对文献考据不足、采用的文献质量不高、对增辑内容不加甄别等;其三,仇兆鳌“注杜思想”对《杜诗详注》“进呈本”修订的影响体现为“:广搜博征“”讨其典故“”汰旧注之楦酿丛脞“”辩新说之穿凿支离”和“补斯编之阙略”。

《菅家后集》所见杜甫逸诗真伪考——兼谈九世纪杜诗东瀛初渐时之传播形态

被日本古人尊为“天神”的平安时期大儒菅原道真《菅家后集》卷头收有一首《自咏》诗,此诗在江户时期就已被林罗山等人相继指出为杜甫逸诗。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古典文学、史学研究者仍将其视作菅原道真最重要作品之一,未对此诗之真伪予以必要的存疑与考辨。本文拟从贞享四年刊本《菅家后草》之《自咏》题下注入手,勾稽古文献,指出林罗山等人所说不谬。同时从菅原道真曾手书杜诗这一新史实出发,厘清杜诗初传东瀛之时间点,对唐抄杜诗在九世纪日本的传播形态作出一些新的考证。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的杜诗接受

《御选唐宋诗醇》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杜诗不仅入选数量为六家之最,更是成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的标准。究其原因,固然与杜诗的崇高地位有关,也是此书深受乾隆以“忠孝”论诗观念的影响所致。随着《诗醇》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考试重新加入试律诗以后,它几乎成为各种考试场合的“考试大纲”,杜诗亦因之出现了社会性的接受趋势。主要表现为:一、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高居历科之最。二、《诗醇》成为上至翰林院、下至府州县学的必备书目。士子们在考场上和日常备考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模拟、敷演杜诗,使得清代中后期的杜诗接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文苑英华》选录杜诗底本溯源--以异文为中心

宋初官修总集《文苑英华》所选录的杜诗与通行杜集间存在诸多异文,包括字序调换、语词改易、诗句变更等。大量异文显映出其所据杜诗底本的独特性。经比勘可知,《文苑英华》与九家本、分门本、百家本等北宋诸种杜集非出同源,而二王本较特殊,王洙搜罗的文献中可能存在与《文苑英华》底本相同或近似的杜集。同时可排除蜀本杜集、樊晃《杜工部小集》、孙仅《杜甫集》、杂编杜集以及吴若本所参杜集为《文苑英华》底本的可能。若从文献编纂的过程来看,《文苑英华》编修时曾采辑前代类书,顾陶《唐诗类选》可能为其重要参本之一。《文苑英华》成书早于杜集祖本二王本,在杜诗结集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对其底本的追索有助于寻绎早期杜集文本的原貌。

胡震亨《杜诗通》的评注特色与得失

胡震亨《杜诗通》是现仅存的明代三部杜诗全集注本之一,在明代末期反复古的文艺思潮下,形成了侧重审美风貌的评注特色,其评语简短精当,多贬义性语言,许多卓见被后人广为征引,影响甚大。但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划分四品,标准不一”“立论标新,有失严谨”的弊端。总之,《杜诗通》完成了评注杜诗从政教中心向审美中心的转向,在整个杜诗学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傅璇琮的杜诗学观察与研究实践

傅璇琮是唐代文史研究大家,他对杜甫、杜诗学有着精到的观察与实践。在总体把握上,傅璇琮指出杜甫研究的内外难点在于杜诗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历代杜诗学的深厚积累。在研究态度上,要将杜甫放置回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和生活背景,突破历代注家的藩篱尤其是片面的理解,做到如实客观、原原本本。在研究实践上,需要贯彻史源学的方法,既注重文本细读,厘清字词内涵与诗作背景,又要有整体的把控。这些都为学界处理历代杜集注解,辨析杜甫传记性文本,考索杜诗内涵与杜甫生平等提供了启发。

家国之慨前后同归: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

清代台湾文人陈肇兴的杜诗接受是杜甫诗歌在中国台湾传播的重要标志,他模仿杜甫前后出塞体诗、集杜诗及次韵《北征》诗,继承了杜甫以诗纪史的传统,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感。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清代杜诗学盛行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清代杜诗接受史乃至于清代文学史予以考察。

20世纪以来《九家集注杜诗》研究述评

《九家集注杜诗》是宋代较有代表性的杜注,在古代,主要是书目文献、读书笔记等著录其基本情况。从20世纪至今,在传统著录外,又陆续出现了编撰成书、版本考订、杜诗伪注考订、具体注家考辨及价值评价专题研究。梳理20世纪以来《九家集注杜诗》的研究情况,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杖藜”事象的形成与书写——宋代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杖藜”成为诗歌用语,始于唐代,杜甫是其主要的使用者。经过杜甫诗歌的反复书写,“杖藜”具有了诗歌事象的功能,杜诗也为“杖藜”事象提供了基本的情境内涵。“杖藜”事象的凝定,则要经历宋人接受杜诗的过程才能完成,宋人诗歌中的“杖藜”事象承自杜诗,但又通过持续的书写沉淀下新的诗歌意蕴,构建出更具宋诗风貌的诗意世界。

诗作批点与副文本引介:论《翁批杜诗》对杜诗的诠释及其在诗学理论上的建构

批点文字作为一种副文本形态,可以对文本意义起到明确的引介、干预与塑造功能,这一点在批点研究中尤其值得关注。《翁批杜诗》正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文本案例,可借以讨论“批点”这一副文本的主观导向与现实功用。翁方纲通过《翁批杜诗》,以批点为文本场域,对杜诗的特质及价值作了有意识的解读。他从语言组织、文本及内容来源、外部表达效果三个层面一一落实杜诗“无一字无至理”“无一字无来处”“不着一字”实则“苦用心”的特征,系统地塑造并强化了杜诗“质实”的主体特质,为其“学人诗”论的建构确立了必要的标杆与典范。可见《翁批杜诗》带有明确的批评指向与现实意图,它对杜诗的诠释、干预与塑造,本身构成并且有效完成了学人诗论体系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杜诗“细柳新蒲”意象创造对古代诗歌的影响

杜甫在至德二载春写的著名诗歌《哀江头》中,用“细柳新蒲”这一意象表达对国家的兴亡之感,抒发哀伤愁苦之情,这一意象的使用及内涵表达是杜甫首创,影响了后世的诸多诗人。宋人在杜诗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意象内涵,在描写自然景观、抒发兴亡之感方面,使其成为典故使用流传下来;而明诗人在描写自然景观与表达个人哀伤内涵方面使用这一意象较为集中。至集大成的清代,清诗人开拓了这一意象在咏史怀古方面的运用,且在国家兴亡、个人哀伤、自然景观内涵方面,都对这一意象的使用有所延伸和拓展。

杜诗颜色对句简析

杜甫喜用且善用颜色入诗,这集中体现在他的颜色对句中。杜诗颜色对句可分为同色对和异色对,以“白”“青”二色使用频次最高。在杜诗颜色对句中,首字颜色对和色彩借用对是其对句的特殊形态,能够展现杜甫独特的创造力。杜甫运用颜色对举不仅能够增强画面层次,还能体现时空的变化,真正做到色彩为他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