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学论纲

杜诗学论纲胡可先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堪称安史之乱中唐代社会的画卷，奠定了我国古代以时事入诗的诗史精神，因此，“诗史”这一称号，为历代评论家所公认。从思想内容方面看，杜诗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与深刻，是古代诗人所无与伦比的。国步之艰难，生...

文本细读、文献考辨与“文心”前置:朝鲜杜诗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以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为中心

杜诗学作为朝鲜古代诗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单一的文本分析很难挖掘出杜诗在朝鲜文坛接受、传播与变化的丰富状貌,只有多维度阐释才能达成整体性的学术关照。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基础,重视文献考辨。该书秉承旧文献新用、新文献智用的研究原则,将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辨相结合,体现出“文心”前置的鲜明特点,进一步丰富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杜诗学研究空间。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傅璇琮的杜诗学观察与研究实践

傅璇琮是唐代文史研究大家,他对杜甫、杜诗学有着精到的观察与实践。在总体把握上,傅璇琮指出杜甫研究的内外难点在于杜诗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历代杜诗学的深厚积累。在研究态度上,要将杜甫放置回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和生活背景,突破历代注家的藩篱尤其是片面的理解,做到如实客观、原原本本。在研究实践上,需要贯彻史源学的方法,既注重文本细读,厘清字词内涵与诗作背景,又要有整体的把控。这些都为学界处理历代杜集注解,辨析杜甫传记性文本,考索杜诗内涵与杜甫生平等提供了启发。

清代杜集文献出版与杜诗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作品本身的文化增殖能力与各种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杜诗经典化进程中,印刷术的进步与出版发行业的兴盛对杜诗经典的形成和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刷工艺的完善及出版发行的成熟使得杜诗文本越来越具有可获得性,扩大了杜诗文本传播和接受的范围,有力地推动着杜诗经典化进程。从经典“发现人”的角度考量清代杜集文献的编著与出版的特点,可发现其在空间归属上存在着显著的“江南现象”。杜集文献的生产与传播是“江南”士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播形态,成为杜诗经典化的题中之义以及重要推动力量。

“杜诗入史”现象与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

两《唐书·杜甫传》、晚唐五代杂史及笔记小说,多将杜甫诗歌作为史料来源,由此形成“杜诗入史”现象。杜诗作为史源,体现三种不同使用倾向:正史关注诗人自叙个人经历之作,其对杜诗的择取行为隐含了史官塑造杜甫形象的基本立场;杂史偏好杜诗中的宫廷“秘闻”,反映了作者与诗人相通的“微而显”的史学意识;笔记小说多着眼于诗艺,由此展开对杜诗艺术的评论。前二者关注点虽有别,但都注重杜诗的历史性,后者则关注杜诗的艺术性。不同的用诗和论诗指向,形成以杜诗为核心的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从史源角度看,早期“杜诗入史”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杜诗学话语体系,为重勘诗史关系,特别是省思“诗史互证”学术传统,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例证。

明代莆田林兆珂及其杜诗学文献考

通过探寻林兆珂生平与家学渊源,考察其《杜诗钞述注》中诸多文献学问题,发现《杜诗钞述注》是林兆珂糅合前人研杜成果基础上的“混成式”作品。

论刘濬《杜诗集评》的价值

作为主要活动于乾嘉之际浙江海宁一带的布衣士人,刘濬功名事业不显,仅以选编《杜诗集评》而声闻于世。此书共15卷,汇录了清代前期李因笃、王士禛、钱陆灿、朱彝尊、申涵光等15家的涉杜言论,具有丰富的文献学价值和巨大的杜诗学价值。进一步来讲,一方面,它搜罗资料广博,对于杜甫作品的辑佚、版本、校勘贡献卓著;另一方面,其文学意义和文本意义对于杜甫诗歌的接受与探讨亦不无助益。

元好问的杜诗学

元好问在杜诗学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首先明确提出"杜诗学"的概念,并规定了杜诗学的内容;采用绝句形式论诗,把杜甫绝句论诗发扬光大,丰富了杜诗学的内容;其唐诗选本《唐诗鼓吹》侧面反映出了元好问尊崇杜诗,推广杜甫诗学的思想。

论杜诗校勘史上的“以意改字”现象——以宋代杜诗校勘学为中心

宋代以后的杜诗校勘中出现了以意改字的现象,这是迥异于摹写、翻刻、避讳等因素导致的杜诗异文。校勘者或有对杜诗众多异文归于一是者,或有通过更改难释之字句以求诗意通畅者,甚或有径改文本以蒙骗世俗、炫耀才华者,这些现象既反映了杜诗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又体现了宋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并对其后杜诗校勘学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论清代杜诗学对后世的启迪

清代杜诗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有几对矛盾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清代杜诗学史,如对集大成的追求与简明通达之间的辨证,繁琐考证与诗意阐释的此消彼涨,穿凿与反穿凿的矛盾等。清人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清人由于思想保守僵化导致的杜诗阐释的偏颇,也值得当代的杜诗研究者借鉴思考。

杜诗学疑难问题举隅

有关杜诗学的论著虽已汗牛充栋 ,但是杜诗学中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本文选择了杜诗学中长期聚讼纷纭而未成定谳的九例疑难问题 ,收集了历代学者的各种解释 ,并试图揭示其所以难解之原因。这些问题涉及字词、典故、异文、名物、风土、地理、天文、避讳、史实等内容 ,它们正是历代杜诗注释者用力最勤之处。希望本文能引起当代杜诗学者对这些问题作深入探讨的兴趣。

杜诗评点:被有意搁置了的杜诗学文献——从杜诗学与文学批评史的视阈出发

本文从杜诗学视阈审视杜诗评点的历史定位,突破了传统杜诗研究不将杜诗评点纳入杜诗学著作范畴的偏颇,指出杜诗评点是杜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那些未经整理刻印的杜诗评点本还具有与稿本同等重要的文献价值,进而阐释了杜诗未刊评点所具备的杜诗学意义和承担的文学批评功能。

“不笺一字是功臣”——论明清杜诗学中的一种极端倾向

鉴于旧注的穿凿附会,明清以来的许多杜诗学者们在注释杜诗的时候完全删去旧注,仅仅保留杜诗原文,即所谓的白文本。杜诗白文本编选者的理论倾向显得极为偏激,主要是针对旧注之弊而发,其对杜诗学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翁方纲之“杜诗学”综论

清代诗学以王士礻真 ( 1 634- 1 71 1 )“神韵说”、沈德潜 ( 1 673- 1 769)“格调说”、袁枚“性灵说” ( 1 71 6- 1 798)和翁方纲“肌理说”四者最负盛名。学术界对前三说之研究成果较多较细 ,对后一说之研究 ,则尚欠细致与深入。本文以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藏本《杜诗附记》为主 ,并结合《石洲诗话》 ,对翁方纲的杜诗学作一番专门的研究。包括翁方纲研读杜诗的经过、对前人注杜评杜的评价、本人的评杜态度、评杜方法、评析杜诗实例 ,以及翁氏杜诗学在杜诗学史上的理论意义等项内容。

顾炎武的杜诗学

顾炎武在创作上能踵武少陵的“诗史”精神,并能在艺术风格上主动效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作为乾嘉学风的开创者,顾炎武在清初确立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在《日知录》中他还辟有专章对注杜进行研讨,其杜诗学的考证体现出“引据浩繁”的特点,但其中也存在许多疏失与舛误。

杜诗学史上的“以杜证杜”方法论

在杜诗学史上,“以杜证杜”是和“诗史互证”相比肩的注释方法,此法来源于校勘学中的本证法,最初只用于校经校史,到了宋代方被移植到杜诗注释之中。当对杜诗本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使用“以杜证杜”法往往能收到一锤定音、立竿见影之效,可以有效避免主观臆测、牵强附会之弊,表明此法具有其他注释方法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然而由于杜诗存世数量有限,此法存在不能完全互证的先天缺陷;而且作为一种本证法和内证法,“以杜证杜”需要与外证法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另外,受到留存诗歌的完整性以及创作手法写实性的影响,“以杜证杜”并不具备无限推广的普适性。不过此法仍被历代注家发挥出极大的效能,对推动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作为古典诗歌注释的重要参考。

杜诗校勘学述略

由于种种原因,杜诗在传播的过程中出现许多异文、讹误、脱略情形,经过历代学者对杜诗的大量校勘工作,杜诗校勘学乃形成一门专门之学,其内容之丰富和方法之独特,都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杜诗学视角下清初学者“意法论”诗学理论和方法

"意法论"的提出者是清初杜诗学者陈之壎,也是清代诗论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意法论"指诗意与诗法并重,两者互为表里,强调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意法论"是在"以意逆志"的理论背景下、在清初杜诗阐释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古代诗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其概念命名、产生本源、文本依据以及作为批评方法的实践,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构建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