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注“无传”之经论析

“无传之经”乃《春秋》经传文本中客观存在的部分,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对“无传之经”的阐释集中显现了杜预个人的解经特色与解经立场,其对“无传之经”的判定呈现出个性化的标准。文章在全面统计杜预标注“无传”经文的基础上,厘清杜预对“无传之经”的界定,分析其阐释“无传之经”着重涉及的各方面内容,并结合杜预所处历史背景,探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阐释特点与立场。

杜预和《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左传》或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是以诠释《春秋经》的。《经》是提纲式的,其文“约其辞言,去其烦重”,按照鲁国旧史作成。顾炎武云:“《春秋》不始于隐公,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泊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非今本之《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惜乎自伯禽至惠公的一段早佚,我们无从看到,能见到的,只是隐公至哀公共二百四十二年的一部分。孔子以“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因鲁史策书成文。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综述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在经学史和《左传》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学者都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就。从杜预的生平思想研究、《春秋经传集解》的文献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三个方面略作总结,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该课题的发展现状。

试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特色

西晋著名的学者杜预所撰的《春秋经传集解》为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著作贯彻以传释经的宗旨,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价值和情感取向,同时还吸收了《公羊》和《榖梁》的少许内容。

《春秋左氏传》杜预“注”中的语法、语义分析简述

《春秋左氏传》杜预“注”是晋代一部篇帙规模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经文注释书,它上承两汉传注(包括章句)之学,下启唐宋义疏之科,标志着中国注释书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研究《春秋左氏传》杜预“注”中的语法分析,也就是研究中国语法学在晋代的发展。这对于建设中国古代语法学、中国注释学以及丰富中国训诂学内容都有直接关系、现实意义。

《春秋经传集解》书名与撰著年代考辨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该书的命名和撰著年代是历代研究中的两大疑点。通过考察"集解"的注释体例,并结合杜预注释《左传》的宗旨,认为杜氏"集解"乃集合经传作解,进而肯定陆德明、孔颖达之说。此外,利用《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及《水经注》中的相关材料与杜注中的地名互证,可以推定杜预始注《左传》的时间应不晚于咸宁二年(276),并非太康元年(280)平吴之后。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体例管窥——以“隐公”部分为例

“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是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重要体例,也是杜预《左氏》学区别于刘歆、贾逵等汉儒《左氏》学的关键之处。“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的内涵,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有概括总结,本文则从“依《传》解《经》”“以例解《经》”“《传》注照应《经》文、《经》注”三个方面,择取隐公部分的相关例证,尝试在具体层面,展示杜预“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的实际做法。

《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

《春秋》经传有关齐都临淄城的记述

《春秋》经传有关齐都临淄城的记述曲英杰《春秋》经传记载宏富，阐述精深，使许多春秋史事及典章制度得以流传，为后世所知，其中不乏对齐都临淄城建制的记述．将散见于《春秋》经传中的诸如齐都临淄外郭城及城门、宫城及世卿居宅、街里及国市等史料勾辑梳理，并参照其他...

文本与接受:论《春秋左传集解》的诗学意义

《左传》因记载了大量引诗、赋诗的材料,使之既具有诗学文献学意义,也具有诗学阐释学意义;既可以从《诗》的文本上考察其历史语境意义;也可以从接受上考察其现实语境意义。这两个方面也恰恰是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阐释《诗》的主要着眼点。杜预解《诗》,既注重语词训诂、章句辨析以及本事考索,试图在可能的历史语境的还原中揭示文本的本来意义;又注重阐释引诗、赋诗的当下现实的语境意义,试图揭示《诗》接受生成意义的特殊性。"诗以言志"是其一以贯之的诗学思想,"情志合一"则又是其基本思想倾向。

杜预“礼经”说驳议

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孔子“遵周公之遗制”作《春秋》，《左传》五十“凡”就是“周公所制”的“旧典礼经”。其实，杜预“礼经”说既不符合他引以为据的《传》文本意，也与五十“凡”内容相违背，是不能成立的。

通与变:论杜预之“左传”学

综考《集解》,证之《释例》,杜预在学术理路上,原始要终、沿波讨源,论述了《春秋》由史而经的历史形成、《左传》本原《春秋》的经学特点、经传义例同体的传承关系。在诠释原则上,比类相从,随文解义,既以传系经,兼取《公羊》《谷梁》,突出传经的整体性,又荟萃名家,见其同异,突出经学发展的连贯性。在释经方法上,以传解经,注传明经,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发明;通过阐释义例、补充史实、训诂语词,既阐明其微言大义,又辨别同异,匡正讹误。在思想倾向上,经权合一,明于兴废,既从君、臣、民的三维关系上论述和谐政治秩序的建立,又从王度、政体、御民的三个层面上,论述了治国理政的谋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晋代杜预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 (后人简称之为“杜解”或“杜注”) ,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左传》古注。清代学者们从义理和考证两个方面对《左传》杜注进行了臧否 ,其作品数量之多、涉及方面之广与考语分量之重 ,都超过了前代。清儒对于杜注既有所舍又有所取 ,在取舍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尽管他们对杜注的某些批评今天已经被证伪。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清儒不仅是杜注的批评者 ,而且是杜注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总之 ,在清儒的臧否中 ,《左传》杜注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

《左传》杜注中双音词的结构类型与特点

双音词在汉语词汇中占优势是个渐变和积累的过程。注疏作为一种接近口语的语言材料 ,比文学典籍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 ,更能反映当时语言的真实面貌。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中双音词具备了现代汉语五种最基本的构成方式 ,在词汇发展上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又是一种与书面语不同的口语材料。通过对双音词中合成词的具体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1 .偏正式合成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2 .支配式动词出现了能带宾语的情况。 3 .

春秋巢国政治地理形势新证

先秦时期江淮方国巢国,汉为居巢县,其具体位置所在,学界一直议论纷纷。夏商西周时期巢国的情况,文献记载寥寥,难以考论。与之相比,《春秋》《左传》等书中十多次提到吴楚两国在巢国及其周边地带进行军事斗争。《春秋》文公十二年杜预注云:“巢,吴楚间小国。庐江六县东有居巢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80页。六县即今六安市,六安以东什么地方有居巢城?杜预没有指实。唐代杜佑《通典》卷一八一“庐州”条云:“巢,汉居巢县也,古巢伯之国。”杜佑把巢县东北当作居巢国的所在,以后形成主流意见。到清代撰述《大清一统志》,都认为居巢在巢县东北不远。

服虔以《公羊传》解《左氏》例释──兼论《公羊传》与汉儒对齐桓公之评价

服虔以《公羊传》解《左氏》例释──兼论《公羊传》与汉儒对齐桓公之评价陈建梁今能见前人注释《左传》之书，较完备者当推西晋杜预之《春秋经传集解》，而杜书向有“治《左》门径”之誉。然而，东汉以来解释《左传》者不下十数家①，为何杜预还要再另开辟一个体系？原因...

《春秋》、《左传》记事的迄止年代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断代编年史,相传是孔子依据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史料(即所谓“鲁春秋”)编写而成的.它以鲁国的十二国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世系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提纲挈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中一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史实.由于它语言简要而又字含褒贬,所以自从它问世之后,陆续出现了一批解释它。

从一条杜注谈周代的等级制度

反映先秦社会状况的史籍中,著名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左氏传》对后世影响很大,对其加以注释及考证者不乏其人。而晋代的杜预之注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杜注也自值得商榷之处。现举一例加以说明。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日:‘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

《左傳》杜注校讀劄記

歲在甲午,據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明翻相臺本《春秋經傳集解》,校讀一過。自杜注定爲一尊,歷來讎校此經者多關注經傳文字,於杜注則或申或規,鮮有通篇校理者,故本次校讀以糾正杜注傳鈔訛誤爲重點。今擇前賢未曾述及之校記若干條,匯爲此篇,非敢必其是,而聊爲引玉之磚,以求教于時賢云爾,是爲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