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代初精减城镇人口中基层干部的行为选择——以北京市为例

精减城镇人口工作是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环节,基层干部在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当面临精减任务时,部分基层干部产生了抵触、敷衍和畏难等复杂的行为。考究其原因,除精减政策具有紧迫性与不可违抗性之外,基层干部身兼党的干部与单位负责人的双重身份造成其内心的双重认知,同时官员激励机制为政策的转换增添了更多个体利益色彩。最终政府采取了协调地方与企业的关系、制造压力与消除顾虑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与同时期的乡村社队干部相比,城市基层干部的行为选择更明显表现出对个人利益理性之经济的追求,同时在更深层次展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政治体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