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伞条款”的适用范围之争与我国的对策

有关"保护伞条款"适用问题的争议,已成为当前国际投资法律实践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已有案例和理论的分析、评判和总结,建议我国在对外缔结双边投资条约时,应力拒"保护伞条款"的订入。如果基于缔约整体上妥协的需要,不得不接受此类条款的,也应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东道国政府干预"国家合同"性质的行为,而将违反"商事合同"性质的行为排除在外。

读者在线服务协议中个人信息保护条款的意义与内容研究

大数据环境在推动数字化阅读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读者在线服务协议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条款不仅有利于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保护图书馆的合法权益和数字化阅读的良性发展。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在制订过程中应秉持依法原则、平衡原则、同意原则与公开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和相关立法条款,重点规定读者个人信息的范围,读者个人信息的收集、提供与利用过程,以及读者对其个人信息享有的权利。

“保护伞条款”与国际投资争端管辖权的确定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发展迅速。东道国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往往会在双边投资条约中,签订承诺保护外国投资者所有投资权利的"保护伞条款"。这一条款的创设,使得此后外国投资者能够以东道国违反与其签订的合同义务为由,通过"保护伞条款"将本属东道国国内管辖的合同争端,上升为东道国需担负国际责任的条约争端。ICSID对两个SGS案及相关系列案件的不同裁决,体现了国际仲裁庭对于"保护伞条款"在确定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管辖权中适用的态度—并无统一标准,个案区别对待的原则。因此,对于目前兼具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双重身份的中国而言,在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时,应给予"保护伞条款"以更多关注,以求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利益。

论外交保护中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限制——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15条为线索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法律条件。然而,为了防止东道国滥用这个原则,国际法有必要对它进行合理的限制。这种限制的基本原理是属地管辖权的优越性具有相对性。用尽当地救济的例外情况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由于特殊原因而没有必要用尽当地救济;东道国放弃要求用尽当地救济的权利。国际法委员会在《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15条中对该问题进行了编纂,但该法律意见既有可取之处,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有应当细化的部分。中国应当从以往维护属地管辖权转向兼顾属人管辖权,对规范导向型和结果导向型两种不同的例外情况区别对待。同时,我国也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灵活地调整自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立场,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Web2.0网站隐私权保护条款研究

随着Web2.0模式的出现,网上个人信息被滥用的风险加大,制定网络隐私权保护条款是目前国内外Web2.0网站普遍采用的措施之一。本文根据Web2.0的特征提出了加强个人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紧迫性,分析了国外Web2.0网站隐私保护条款的现状,并对其提出了相应建议。

国际投资仲裁中适用“保护伞条款”之冲突与解决——以仲裁庭阐释条款的态度为线索

投资者基于同一事实形成条约请求权和契约请求权。不同的请求权使仲裁庭适用"保护伞条款"通常面临模糊与明确两类请求权的方法矛盾并存、扩大与限制的解释选择共济。剖析"保护伞条款"典型案例,表明仲裁庭合理限制"保护伞条款"之必要,而限制解释则要通过减少多重程序实现。合理限制方能兼顾效率与公平。

外交保护的定义辨析与手段限制——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线索

外交保护是国际法上国家保护自己国民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围绕外交保护的基本概念和主要手段,国际社会存在比较大的分歧。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是目前该领域最权威的国际法文件。以该文件作为线索,可以发现,国际法委员会对外交保护的"准定义"尽管已经较为全面,但是还应当融入"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与"用尽当地救济"这两个关键要素。就外交保护的手段而言,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应当包括武力行为,这源于外交保护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成为西方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都认为,外交保护必须采取和平的方式。

论外交保护中对国家所受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的区分——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线索

外交保护是当代国际法的重大问题之一。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是该领域目前最为权威的国际文件。作为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前提条件之一,国际法要求个人在寻求国家提供保护之前首先将东道国的当地救济用尽。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只适用于国家因为其国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侵犯而受到的"间接损害",因此有必要区分国家所受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在外交保护的大多数案件中,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往往是混合的,采取分割适用的方法并不可行,而应当采取"主要要素"检验标准。但是"主要要素"检验标准仍然存在需要辨析之处。

论对无国籍人和难民实施外交保护的权利——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线索

根据传统国际法,无国籍和难民都无法得到任何国家的外交保护。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8条允许无国籍人和难民"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所在国在一定条件下对其实施外交保护。对于无国籍人而言,这种改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对于难民而言,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难民的定义有待改进,否则无法保障上述条文的有效实施;第二,难民"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所在国不能针对难民的国籍国实施外交保护。

“平等保护条款”与美国公民的“州际迁徙权”

美国人虽然历来重视迁徙自由,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他们所享有的“州际迁徙权”并不完全,因为迁居外州的公民并不能立即享受到与迁入州原居民完全相同的权利。自20世纪60年代起,州际迁徙者开始借助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争取获得与迁入州原居民同样的特权与豁免权。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坚持下,各州歧视新迁入者的许多法律已被取消,但在福利待遇方面,州际迁徙者的权益仍面临着诸多潜在的威胁。

投资者保护条款与短期融资券交易成本——一个基于所有制类型和主体评级视角的实证分析

投资者保护条款的选择与否及有效性问题是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下合约选择的结果,其状态依存于发行企业所有制类型、主体评级等交易者特征。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实证可以发现:第一,与民企相比,投资者保护条款更有利于降低国企的融资成本,但国企添加该条款的概率比民企低。这源于债券发行的隐性门槛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向投资者传递的信号存在差异。第二,国企添加投资者保护条款降低融资成本的作用在高信用主体中更为显著。第三,国企级别也会影响发行企业的融资成本,中央国有企业的身份更有助于降低成本,但不足以对投资者保护条款的交易成本效应产生调节作用。

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的环境保护条款

世界贸易组织在许多协定、协议中都规定了环境保护的条款。但是这些规定不具体,没有统一的环境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存在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环境立法,要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达成多边环境协议,重新考虑对相同产品的非歧视待遇原则,规定环境法律实施的透明度原则及其具体要求。

国家权利,国家义务与人权保障——《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研究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所制定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既属于对外交保护领域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编纂,又在很多方面属于对国际法的创新和发展。整份草案,突出了对人权的保护,强调了国家在特定情势下对本国国民行使外交保护的义务。

公司债券合同及其保护性条款的界定与分析——兼论可量化保护性条款风险补偿机制的探索建立

本文从法律关系出发,结合资本结构理论、现代契约理论,界定并明确债券合同的法律关系架构,论证保护性条款即为违约条款这一命题,并在金融创新,金融同质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探索建立可量化的保护性条款风险补偿机制,引入跟踪评级机制量化违约事件的风险度,通过计算得出利率差,从而得出违约后果的量化的对价,维持发行人的信用状态,保护债券持有人之权益。

浅析外交保护条款草案

最近几年,外交保护一直是国际法委员会关注的议题,并在2006年制定了《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国公民的涉外利益,研究《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是很重要的.有必要对该草案的一些条款如国籍、股东的保护、用尽当地救济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浅析中非BIT全面保护和安全条款之适用

目前,有关非洲国家因战乱和暴力活动造成中国投资者人身和资产损害的情况不时发生。对此,因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非BIT全面保护和安全条款在保护投资者免受人身损害,以及保护投资者法律权益两方面的积极作用。

浅论“购买美国货”条款的保护主义实质

为应对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巨大影响,各国纷纷出台了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和措施。美国国会通过的《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色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的带头,使得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和泛滥。因此,当前,各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仅需要警惕并防止贸易保护措施出现,因为贸易保护不是一条好出路;同时,还要坚决地与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因为贸易保护主义会将全球经济引向深渊,对国际贸易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

论公司以外其他法人的外交保护问题——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依据

外交保护是国家保护海外国民最重要的法律手段之一,也是当代国际法的重大问题之一。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是该领域目前最为权威的国际文件。外交保护的对象分为自然人和法人,然而《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对于法人主要规定了公司的外交保护问题,而对于公司以外的法人类型只是通过《草案》第13条采用比照公司的方式加以规定。这种做法不但是明智的,而且可能也是无奈的。同时,对非政府组织的外交保护和对一人公司的外交保护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同样应当适用《草案》第13条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