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税收协定深化是抑制跨国公司避税的“利器”吗?:基于协定修订和条款异质性的量化研究

双边税收协定(BTT)围绕反避税的修订与条款细则深化正逐渐成为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构建国际税收新格局的重要方式。文章通过拓展A-S避税模型,推演BTT深化对跨国公司避税的作用,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以2008~2019年中国跨国公司为样本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BTT深化有助于抑制中国跨国公司避税,尤其是对于非国有、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区位较少的企业,以及对于向海外华人较少的东道国投资的企业,该抑制作用更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BTT深化通过“提升税收征管强度”而非“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渠道抑制避税。依据修订后的条款细则所构建的BTT深化指数证实了BTT深化的程度越大,越能有效抑制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此外,BTT深化产生了外部转移效应,即跨国公司将投资转移至BTT未修定的国家(地区)。文章所得结论为中国进一步完善BTT条款、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对中国跨国公司合规与健康发展起到督促作用。

双边税收协定能否为中国OFDI企业的生存提供保障——基于条款异质性的深层次透视

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分析了双边税收协定(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机理,并以2008—2019年中国A股OFDI企业为样本,设定企业生存能力综合量化指标,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BTTs已生效的东道国投资能显著提升其生存能力。其中,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跨国并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缓解关系规制风险是BTTs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地,本文依据协定条款细则,构建了完整立体的BTTs异质性指标体系,实证结果揭示特殊型常设机构约定、消极投资所得预提税和利益限制条款是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关键性条款。

FTA深度与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条款异质性视角

当前,FTA成为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重要载体,FTA主要从“边境间条款”和“边境后条款”两个层面对现有规则进行深化和拓展。文章基于CEPII-BACI数据库的HS 6位编码产品贸易数据,测算了1995~2018年全球221个经济体的出口产品质量,并在对同期全球已生效FTA深度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FTA边境间条款和边境后条款深度对参与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FTA的深度提高会显著提升协定参与国的出口产品质量,与边境间条款相比,边境后条款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更大且具有长期的累积效应,该结论在替换代理变量、采用PPML方法、加入前置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同时,在基于异质性条款对国家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中介机制检验中发现,边境间条款通过影响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渠道提升国家出口产品质量;而边境后条款通过改善协定参与国的国家创新水平进而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文章的研究为FTA深度对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RTA数字贸易规则如何影响数字服务出口——基于协定条款异质性视角

本文根据区域贸易协定(RTA)不同类型数字贸易条款的规则属性,构建了条款异质性指数,并对其深度进行量化,基于2005—2018年全球72个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实证检验RTA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RTA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提高显著促进了参与国的数字服务出口,且不同类型条款存在异质性影响,数据相关条款(自由开放型)深度提升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为贸易促进条款(环境便利型),最后为隐私保护条款(保护平衡型)。同时发现,RTA成员方的国内监管质量差异对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提高带来的出口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两国间的国内监管质量差异控制在一定水平时,RTA数字贸易规则才能有效促进双边数字服务出口。这表明,对国内监管质量水平相对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参与是一个"循序渐进"和"干中学"的过程,与一味追求签署"最高标准"的深度规则相比,改善国内数字贸易监管治理水平更为重要。

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对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的影响:协定条款异质性视角

本文以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PSM—渐进DID、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并基于协定条款异质性视角分析自由贸易区建立对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区建立总体上降低了中国向自由贸易区伙伴国出口农产品的质量,而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深入推进有利于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的提升;降低农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效率门槛和扩大对中低收入国家低质量农产品出口,是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下降的重要机制。从协定条款的间接效应来看,以农产品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取消为重点的浅层条款导致了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下降,而以投资便利化、技术合作和农业合作等为重点的深层条款有利于中国出口农产品质量升级。当前,中国正处在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攻坚期,本文对于中国如何推动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同时加快提升出口农产品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路。

全球数字经济规则议题特征、差异与中国应对

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分化趋势增强,对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形成制约。聚焦综合性区域贸易协定(RCEP、CPTPP)与数字经济专项协定(UJDTA、DEPA),发现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不断深化,并呈现典型异质性分化趋势。中国参与的RCEP在关税及贸易便利化、数据跨境流动与存储等规则方面议题深化水平相对较低、例外条款较多,呈现“例外+自由”数字治理格局。CPTPP在数据跨境流动治理规则方面呈现更高的自由化水平,而DEPA的数字治理规则水平领先大部分自由贸易协定,对数字经济前沿领域治理规则具有较高的创新性。UJDTA美式模板数字治理深度高、影响广,数字经济例外条款少、适用范围广。因此,要注重依托RCEP,明晰数据管辖权与开放范围、善用例外条款,建立区域数字贸易体系治理的“中式模板”。

区域贸易协定与亚太产业链深度合作

推进以区域贸易协定(RTA)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构建更加紧密的亚太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依托。文章以1995~2018年亚太经济体间签订的RTA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考察了RTA对亚太产业链深度合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RTA显著促进了亚太产业链深度合作,这种促进效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缩小经济自由度差异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RTA对亚太产业链深度合作的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条款类型、经济体对、地理区域、RTA类型、亚太价值链地位差异、RTA网络结构及双边政治关系等多重异质性。基于中国的经验分析表明,RTA显著促进了中国参与亚太产业链深度合作,且该促进效应在涵盖“WTO-X”条款的RTA及与亚太发达经济体(或非东亚经济体)的产业链深度合作情形下更为凸显。

自由贸易协定深化、数字贸易规则与数字贸易发展

本文通过构建自由贸易协定数字贸易异质性条款指标体系,在静态签订、总体深化、水平深化和垂直深化多重视角下,全面探究自由贸易协定深化对数字贸易影响。分析发现,自由贸易协定签订、总体深化、水平深化与垂直深化均对数字贸易存在显著正向效应,核心WTO-X深度条款、边境后措施深度条款促进效应更强,但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的第三方效应对数字贸易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在异质性影响方面,数字贸易条款类型、自由贸易协定深化领域类型、数字产品类型等对数字贸易呈现显著差异化影响,电子商务、数据流动条款深化呈现促进效应,但知识产权条款深化呈现抑制效应;包含政治性、经济一体化和研发合作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对数字贸易促进作用更大;自由贸易协定深化对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出口的促进效应更大,对通信设备出口的影响次之。基于全球样本的经验证据,本文以RCEP和CPTPP为样本,探寻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范本”,促进中国掌握新一轮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动权。

RTA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行业增加值贸易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数字贸易现已成为区域贸易协定(RTA)的重要议题。涵盖数据相关、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化和消费者保护等条款的数字贸易规则从不同渠道影响数字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文章构建RTA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异质性指数,基于42个经济体2000~2014年的数字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数据,实证检验了RTA数字贸易规则总深度、数据相关条款深度、市场准入条款深度、贸易便利化条款深度、消费者保护条款深度和争端解决条款深度对成员国不同行业、不同价值链数字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发现,RTA数字贸易规则的签订显著提高了参与国数字行业国内增加值的出口,且数据相关条款深度的促进作用最大;从行业角度看,RTA数字贸易规则总深度对制造业的促进效应大于其他行业;RTA数字贸易规则的签订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影响数字行业增加值贸易,且对复杂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