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条约的“立法”解释及有关问题--以WTO争端解决为视角

条约的"立法"解释泛指缔约方的有权解释。本文特指管辖多边条约的国际组织对条约的"立法"解释。WTO的决策机构对该组织管辖的多边贸易协定行使的专有解释权属于条约的"立法"解释。近20年的WTO争端解决案件经常折射出有求于此类"立法"解释的需要,但是,WTO决策机构未曾行使这一专有权限,因而未做出任何此类"立法"解释。本文以WTO争端解决为视角,论述"立法"解释的概念及其在GATT时期的由来,目前WTO的"立法"解释困境及原因,我国面对现实应采取的适当对策。

论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

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提供了迄今为止国际条约法领域最丰富、最具研究价值的实践。本文从国际公法角度,以1995年WTO建立后至2005年6月的158项争端解决报告为实证考察对象,阐明条约解释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重要性,概述WTO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通则的问题,分析其特别规则,略比国际法院诉讼案件中的条约解释实践,并得出若干结论,以期对我国参加WTO争端解决有所裨益。

中国涉案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及其比较

2011年是中国入世后涉案WTO争端解决的结案数量最多的一年。这些结案报告含有大量关于WTO协定的条约解释,且多半直接影响案件的裁定,全面地、深入地研究这些条约解释,对于总结中国涉诉案件的经验教训以及继续更好地应对WTO争端解决,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及企业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WTO条约解释中的通常意义与词典释义——以TRIPS协定有关争端为例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条约解释通则已经在WTO的争端解决案件中得到普遍适用。专家组在解释条文中争议用语的通常意义时,往往以词典释义为基础,结合条约解释通则来确定和澄清争议用语的含义。词典释义作为文本解释的一种具体方法有其适用的正当性。司法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于词典种类、品牌和版本的选用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指导规则。结合WTO有关TRIPS争端中的词典释义的实践进行分析,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WTO反补贴案件中条约解释方法实证研究

文法解释方法、整体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和历史解释方法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解释WTO各涵盖协定的具体方法。本文考查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反补贴案件中对四种解释方法的运用,并通过对反补贴案件DSB报告的实证研究来归纳四种解释方法在运用于SCM协定时,诸如字典及其含义选择、上下文范围确定等方面的特点。

论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

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提供了迄今为止国际条约法领域最丰富、最具研究价值的实践。本文从国际公法角度,以1995年WTO建立后至2005年6月的158项争端解决报告为实证考察对象,首先阐明条约解释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重要性,然后着重概述WTO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通则的问题,扼要分析其特别规则,最后略比国际法院60年来诉讼案件中的条约解释实践,并得出若干结论,以期对我国参加WTO争端解决有所裨益。

《WTO协定》国内解释主体——兼论条约解释中的翻译问题

国际法体系的日益丰富使得条约解释问题日趋复杂。在国际争端裁决机构和国内法院的适用条约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条约用语含义、条约间关系的解释问题以及条约解释主体、解释的效力等问题。中国尚缺乏明确的条约国内法解释的程序保障。在WTO中与国内立法有关的事项被认为是事实问题,由于存在着与翻译有关的某些不确定性,对事实的确定会受到限制。对于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中的条约解释条款应予以修订,以明确条约在中国国内的解释主体、解释程序以及条约翻译等相关问题。

WTO规则的立法解释研究

WTO条约解释体制包括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两个部分。立法解释有着独特的制度设计。立法解释的应然地位与实然地位迥异。实践中,立法解释往往形同虚设,主要是由于争端解决机制的冲击、立法解释本身缺乏有效的启动机制和WTO政治决策进程低效。

试析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条约解释习惯规则的运用

WTO争端解决机构(以下简称DSB)对条约解释习惯规则的运用有利于提高争端解决的效率,并对保证WTO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论述了WTO争端解决实践中DSB对于这些规则,特别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所阐述的条约解释的规则和原则,包括善意原则等的阐释和运用,还讨论了DSB对于条约间冲突义务的解释和处理,最后得出结论。

国际法规则的“情势变更”:WTO争端解决对条约解释体制的新发展

为消弭条约文本的"立法空白",解决跨体制条约规则的冲突,增强条约用语的可适用性,WTO争端解决机构突破主流的"文本主义"法律解释方法,在晚近的争端解决中多次援引以"演化解释"为代表的习惯解释规则,形成条约解释方法灵活多样,且不拘泥于体制内规则的新趋势,使国际法规则呈现出类似国内合同法的情势变更特性。这在促进争端解决的同时,也产生了边际成本,需要在实践中对其适用条件和路径进行限制。

试析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新动向

发生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内以中国为被申诉方的WT/DS363案中的条约解释的若干方面呈现出了某些新动向。上诉机构在该案中通过采用"当代意义解释法",从而将中国入世议定书及服务贸易减让表签署之后才逐渐产生和迅速发展起来的网络音乐服务,分销包含在中国的承诺范围之内无可厚非,但该案的上诉机构裁定亦应有所调整,即在裁定中国应由于全球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等方面因素而将其承诺范围相应扩大以囊括网络音乐分析服务的同时,亦应建议中美双方于裁定后再行协商以达成共识,由美方向中方提供适当的利益补偿,从而以确定一个更加公平合理且更易于为双方所共同接受的最终审理结果。

“有关国际法规则”作为WTO条约解释的“上下文”研究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作为WTO协议的基本解释工具之一,实现了WTO协议与"有关国际法规则"的融通,该文将探索(c)项解释方法在WTO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WTO条约解释体制述评与探析

中国作为WTO的最大发展中成员方,其权利义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WTO条约的解释。对WTO条约的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WTO部长会议、总理事会拥有通过立法解释的权力,这是排他的权力;争端解决机构享有司法解释权,这是为解决争端而必然拥有的权力;立法解释高于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受制于立法解释,争端当事方对司法解释不服可通过寻求立法解释而得到救济。笔者建议应该更加关注WTO的司法解释,随时跟踪和研究WTO司法解释的新动向,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WTO规则的正确理解和我们在WTO下的义务的真正内涵。

WTO之条约解释初探

WTO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条约,它必须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以适应全球经贸发展的形势,但在具体的争端中,则必须将其条文具体化,以确定争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对WTO条文解释原则和特点的了解,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把握和运用WTO确定的各种规则。

WTO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问题

对于WTO各个协议的解释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重要问题。目前的一些国际条约法中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定有些形成了国际习惯规则的一部分,与WTO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WTO争端解决的实践也表明这些条约解释规则已经得到了应用并对争端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WTO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

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一个负责管理各国间经济与贸易秩序的国际性组织,其职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为各国提供一个多边贸易谈判的平台,二是解决各缔约国之间所产生的贸易争端。而后者,自WTO成立以来,在维持国际有序的贸易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章从WTO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入手,通过分析涉及我国一些案例中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对涉案条约的解释过程,总结出在WTO争端解决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条约解释规则。

论我国条约解释主体制度的完善——以修订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为视角

条约国内解释主体问题直接涉及条约国内效力。我国相关法律未规定条约地位,导致对条约解释主体等问题的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等国内法之条约解释条款存在缺陷,这种缺陷涉及条约国内解释主体、效力、方法以及缔约权限及制约机制。我国条约国内有权解释主体主要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但国内法相关规定存在模糊性,并且缺乏可实施性。应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等国内法中关于条约解释主体制度的规定。条约解释主体问题的解决目前可通过修订相关立法作为过渡,使相关立法具体化,以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条件成熟时可制定我国《法律解释法》。应明确条约在国内法的位阶和司法解释的地位,这是明晰条约解释主体的基本前提。

论WTO规则的法解释主体

享有WTO规则法定解释权的解释主体有四,即: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专家组、上诉机构。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所享有的法律解释的专有权力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权之间并无冲突。虽然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对该《协定》和其他多边贸易协定拥有绝对的解释权,但是WTO规则的法律解释权事实上是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行使。

论条约解释中的国际法体系之维护

学界的研究和条约法的实践表明,对于国际法是否具有体系、是否存在位阶,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c)项的含义、作用等问题,尚存较大分歧。由于国际法的体系化与碎片化、开放性与自足性并存,基于共同的价值和初步位阶基础,现存国际法是个发展中的不完备体系。"碎片化"损害了国际法的体系性,其产生的原因较复杂,包括国际法本身的局限、执法者的缺失、国际关系的演变等。本文探讨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c)项所具有的整合功能和发展功能,从条约解释角度维护国际法的体系性,这不失为减少"碎片化"的有效途径。但该方法尚存局限性,国际法体系现状决定于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现实仍难以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