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近年来,投资者依据国际投资条约对东道国提起仲裁的案件逐渐增多,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国际投资条约中一般规定投资争端适用国际投资条约、有关的国际法或东道国国内法等。中国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大多规定有投资争端的法律适用问题,但在具体条款例如东道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的适用问题上仍需完善。

论对发展中国家参与投资条约仲裁的援助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在为其营造稳定、透明投资环境的同时,为投资者利用条约仲裁条款挑战东道国政府提供了创新性的争议解决模式。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参与投资条约仲裁的经验,并且没有能力支付雇用外部律师的昂贵费用,投资条约仲裁的合法性受到威胁。投资条约仲裁法律援助中心的建立,可以为发展中国家获取法律权威资料和法律专门人才提供便利,以使其能有效地应对投资条约争议的申请。

走出投资条约仲裁的困境——平衡公法理论视野下的探讨

现行投资条约仲裁实践基本上滑入了商事仲裁的轨道,侧重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为了改进投资条约仲裁运行的质量,有必要引入平衡公法理论。平衡公法理论适用于解释投资条约仲裁这种交融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既采纳私法争议解决方法又汲取公法精神的特殊机制。在平衡公法理论视野下,仲裁庭应当确立投资条约仲裁是公法仲裁的基本理念,并在仲裁实践中引入利益衡量的方法,实现东道国、投资者、有关第三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平衡。

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司法审查的制度困境与完善路径

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司法审查能够对国际投资条约仲裁进行支持与监督,缓解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的合法性危机,保障其健康持续发展。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司法审查存在价值取向、审查侧重、权益影响等特殊性。当前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司法审查面临条约缺少仲裁程序透明度条款、司法审查主体资格不明确、被撤销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存在争议、国内法律对仲裁协议内涵的界定狭隘等制度困境。为了实现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保护平衡,需通过在条约中增设仲裁程序透明度条款、明确东道国法院的裁决承认与执行司法审查主体资格、强调不予承认与执行被撤销裁决、在国内法中拓展仲裁协议范畴等路径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

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发展与完善

近年来,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时越来越重要,但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依然有它本身的局限性,应当平衡与协调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权益保护关系,防止或限制仲裁庭对BIT有关条款做扩大性解释,保证仲裁员裁决的公正性,提高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的透明度,设置国际投资争端上诉机制,改进和完善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体制,使其能够满足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投资争端解决的需要。

论投资条约仲裁视域下国内法的法律地位

东道国国内法的法律地位与功能,在投资条约仲裁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较好的明确,仲裁庭在适用国内法的认识上仍然存在分歧。并且,东道国国内法也时常被仲裁庭忽视或误用。根据《华盛顿公约》第42条第1款的规定,东道国国内法和可能适用的国际法都可作为仲裁庭的法律依据。这表明,东道国国内法在投资仲裁中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仲裁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某些情形下,东道国国内法对仲裁庭判断东道国行为在国际法上的正当性具有重要影响。为明确东道国国内法的地位与功能,需要以修正的一元论作为理论基础,即国内法的法律地位需要以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的一元论为基本立场,同时结合内在联系论进行科学认识。

论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的正当性缺失及其矫正

随着投资条约仲裁案件不断攀升,国际投资法以及投资条约仲裁凸显其重要性。但由于投资争议的特殊性、有关实体法的模糊或缺失、程序法的缺陷,出现了投资条约仲裁的正当性危机。实际上危机一说有夸张之嫌。经过制度化的改良,如通过增强仲裁程序透明度、允许法庭之友参与仲裁程序、合并审理、遵循先例、加强投资条约仲裁的公共功能等,投资条约仲裁制度的正当性缺失可在相当程度上得以矫正。同时,在国际投资实践中还应该细化投资条约的核心内容、限制管理国家风险、推动ADR和DPPs,以有效地防止争议发生和降低争议解决成本。

论条约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以ICSID裁决执行为中心

以主权国家为当事人的条约仲裁正成为晚近涉国家纠纷解决的生力军。与传统国际商事仲裁相比,条约仲裁的自足性表现在仲裁管辖权、程序透明度、裁决审查以及裁决执行方面。国家豁免成为挑战条约仲裁裁决的最后一个理由。国家豁免规则在条约仲裁裁决执行不同阶段的适用、国家豁免规则的放弃以及适用国家豁免规则后裁决如何救济是条约仲裁国家豁免的特殊问题。由于执行地国法院仅适用本国的国家豁免规则,这一领域的实践远未统一。随着中国在投资条约中签订越来越多仲裁条款,国家豁免问题将在多个层面出现。因此中国应积极适用条约提供的程序救济,充分运用执行地国的国家豁免规则、在不超出《联合国豁免公约》义务下尽快制订我国国家豁免法乃解困之道。

投资条约仲裁制度改革的中国选择

投资条约仲裁制度有利于投资者保护,但其也存在易于导致东道国与投资者权益保护失衡等问题。中国应顺应国际上的改革大势和潮流,从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个方面对投资条约仲裁制度进行改革,采取包括维护东道国的管理权、缩减仲裁庭自由解释条约的空间以及加强缔约国对条约解释的控制权等措施,以确保其能平衡保护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权益。欧盟倡导的投资法院制度虽然对争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能纠正投资条约仲裁制度的某些重要缺陷,中国可考虑在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探索接受并改进这一制度的可能性。

投资条约仲裁的第二次转型:合法性危机下的全球行政法理论引入

投资条约仲裁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与国家处于相对平等法律地位的非政治化争端解决平台,然私法裁判程序和商事仲裁理论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尤其是管理性国际投资争端时屡屡失灵,引发投资条约仲裁的"合法性"危机。透明度规则的确立标志着投资条约仲裁由保密走向公开、由私法裁判向全球治理工具转型,全球行政法理论的引入能够弥补现有投资条约仲裁机制公共职能的缺失。全球行政法要求投资条约仲裁应当具备问责、透明和公众参与、阐明理由和复审程序,这对于国际投资条约仲裁走出合法性危机具有重大意义。

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审查标准之反思

东道国公共健康措施屡屡被质疑违反了国际投资协定下"间接征收"或"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仲裁庭在审查东道国公法行为时主要遵从一般商事契约规则,而并未按国际法审查主权国家公法行为的惯例对东道国公益管制的权力予以尊重。参考国际投资条约仲裁、WTO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基于成员方对体制事前和事后控制能力、民主投入能力及功能的实践经验,对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可考虑采取较WTO涵盖协定下相称性标准和欧洲人权法院政策空间标准更为宽松的公法审查标准。

投资条约仲裁对“国际商事仲裁”之借鉴与改革

投资条约仲裁是以国际商事仲裁为模板建立的,其不仅在具体规则中体现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特性,同时其实践中无不体现"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取向。投资条约仲裁在争端主体、争议事项、仲裁庭管辖权之基础等多方面存在特殊性。为避免投资条约仲裁与国际商事仲裁"秘密性"等原则相冲突,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开始了改革投资条约仲裁的努力,这些努力可以视为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起来。

重大疫情防控措施的国际投资条约仲裁抗辩——以新冠疫情防控为对象

新冠疫情引发了重大疫情防控措施在国际投资法下的合法性争议,提出了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的抗辩问题。各国基于投资条约承担了广泛的投资保护义务,各国疫情应对措施可能被外国投资者指控违反投资条约义务,并被提起国际仲裁。各国可以基于投资条约和习惯国际法进行抗辩,主张其疫情应对措施不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充分保护与安全、间接征收与补偿等义务,符合投资条约一般例外、安全例外等例外,或者符合习惯国际法上的治安权和紧急情况等要求。新冠疫情具有突发性和紧急性,其传播和防控在科学上具有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给各国及其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公共卫生乃至更广泛的挑战和危机,严重威胁各国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安全。投资条约仲裁庭必须审慎考量这些特殊复杂因素,并给予东道国疫情应对措施更大的尊重。只要东道国疫情应对措施不是非常明显地不合理、歧视、违反正当程序或违反比例原则,就不违反投资条约义务,就不承担国家责任。反之,其抗辩则不应得到支持。

投资仲裁中国家执行豁免问题的法律思考

以双边投资条约为基础的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仲裁已成为晚近以来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主要方式。在投资条约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环节,国家执行豁免成为影响裁决执行的最后防线。投资条约仲裁中的国家执行豁免问题,基于投资条约仲裁与传统国际商事仲裁相比存在的特殊性,在适用执行豁免后对裁决的救济上有着其自身特点,但就执行豁免的放弃及其例外等方面则适用国家执行豁免的一般原则。由于国家执行豁免问题依据执行地国的豁免规则,目前还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实践。对投资条约仲裁中的执行豁免问题进行研究,有必要在探讨执行豁免的基本问题后,通过分析各国相关案例和立法,分别讨论仲裁协议和执行豁免的关系、执行豁免的例外,最后立足中国当前实际,建议国家应该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和确定我国的执行豁免规则,尽快完成国家豁免的有关立法。

面向争端预防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路径及其中国方案

从介入纠纷的时机和目标上看,可以将ISDS机制改革分为“争端解决”与“争端预防”两种面向。以往的改革倡议主要集中于争端解决面向,聚焦于对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的制度修补和程序再造,但随着改革迈入深水区,该路径日渐陷入僵持,暴露出制度变迁成本高昂、利益分配与再平衡困难、强调对抗而非合作的局限。面向争端预防的ISDS改革路径有望成为未来新出口,该路径以DPMMs为圆心,强调提前预防、及早介入和降级化解投资争端。近年来,面向争端预防的改革机制日益受到东道国关注,我国外商投资投诉制度的勃兴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为因应此现实,应当纳入面向争端预防的DPMMs作为改革新措施,采取全生命周期式的治理思维促进外商投资,预防和管理投资争端。冷静期条款、监察专员和投诉机制为改革提供了具体制度供给,有望为处于窗口期的ISDS改革提供中国方案。

论投资条约中最惠国条款的多边化作用及限度——基于同类规则适用的实证分析

在国际投资条约实践中,最惠国条款的多边化影响日益受到关注。该条款的多边化作用机制体现在同类规则的效力上。只要符合同类规则的要求,最惠国条款就可以引入其他更优惠的条款,除非基础条约明确地作出另外规定。另一方面,同类规则也为最惠国条款的多边化作用内设了一定的限度。通过实证分析有关投资仲裁案例可以发现,同类规则支持绝大部分案例的裁决结果。但是,这些仲裁庭却把裁决理由或多或少地放在对实体条款与程序条款的区别对待,或者对缔约国意图的主观臆断上,从而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议,也侵蚀了最惠国条款实践的可预期性及正当性。

国际争端解决中的仲裁程序剖析

国际争端解决中的仲裁程序剖析叶兴平早在“阿拉巴马号”仲裁案之前，国际仲裁已经走过一段很长的历程。古代希腊、罗马和东方的中国都曾以仲裁方式解决过争端。中世纪时期，仲裁这种解决争端方式也存在于一定范围里。以１７９４年英美之间《杰伊条约》为标志，近代真正意...

论投资者与国家之间争端解决方式的演进——从国家本位到投资者本位

投资者与国家之间争端解决方式的演进不是一种平面运动,而是经历了从国家本位阶段到投资者本位阶段转变的过程,在投资者本位阶段上,又经历了从以契约为基础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到以条约为基础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的发展。贯穿整个过程的线索就是投资者主体地位的变化:其权利主体空间范围从国内延伸到国际,从国际法关系的利益主体上升到权利主体。伴随这个演进过程,相关的国际法也在发生变化,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例证。

国际投资仲裁中透明度原则的适用与发展

国际投资仲裁中涉及的东道国管理措施往往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如环境保护、公共健康、金融安全等方面,因此也涉及公众知情权与仲裁程序的透明度问题。提高国际投资仲裁的透明度,以防止同类案件裁决的不一致性或不公正性,对于国际投资条约仲裁走出合法性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洛迦诺公约》与法国对德政策的转变

1925年10月由英法德意等七国签订的以莱因兰问题为中心的《洛迦诺公约》,对一次大战后的法德关系以及法国与其欧陆诸盟国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过去许多论著往往着意于剖析这一公约的所谓“反苏作用”,而忽视研究它在两次大战期间法国对德政策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洛迦诺公约》产生的背景、法国在同英德谈判这一公约过程中的曲折和反复、斗争与妥协,来揭示公约签署前后法国对德政策的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