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看朝贡体制到条约体制的转变

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和平方式无法打开中国大门,为获得和中国"平等"交往的权利,西方列强依靠暴力迫使中国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体制逐步取代了朝贡体制。

中朝海上贸易对朝鲜近代海关设立的影响——基于条约体制视角下的研究

自1876年朝鲜开国以来,中朝贸易关系历经《中朝商民水路贸易章程》与1898《中韩通商条约》,完成了由宗藩关系下的边境互市向条约系统规制,并以海上贸易为主要特色的转变进程。尽管甲午战争对中朝贸易互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两国贸易向近代自由、平等贸易的演进过程并未完全终止,中朝两国的海上贸易非但没有出现直线下滑的现象,反而在战后迅速恢复并逐年增加。并对朝鲜近代海关制度的设立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直至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中国才彻底丧失对朝海上贸易的主动权。

晚清条约体制下的盐务交涉与中韩贸易

辽东是盐的重要产地,韩国则是辽东盐的主要倾销地。二者基于盐业形成了复杂的条约体制,这其中既有透过条约规章所进行的中日交涉,还有条约引起的韩国山东帮与刘鹗的盐运会社的恶性竞争。基于此,清朝官员和旅韩华商均诉诸条约禁运与保护,外交压力最终促使袁世凯逮捕刘鹗,取消盐运会社,中韩盐业贸易重归正轨。

国际法规则的“情势变更”:WTO争端解决对条约解释体制的新发展

为消弭条约文本的"立法空白",解决跨体制条约规则的冲突,增强条约用语的可适用性,WTO争端解决机构突破主流的"文本主义"法律解释方法,在晚近的争端解决中多次援引以"演化解释"为代表的习惯解释规则,形成条约解释方法灵活多样,且不拘泥于体制内规则的新趋势,使国际法规则呈现出类似国内合同法的情势变更特性。这在促进争端解决的同时,也产生了边际成本,需要在实践中对其适用条件和路径进行限制。

读《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学记

19世纪30年代对中国来说是个重大意义的时代,中国维持两千多年的朝贡体制到了这时逐渐被条约口岸体制所取代。吴义雄教授《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一书以英国散商这一新角度充分阐释了19世纪30年代错综复杂的中英关系,通过一系列中英冲突事件深刻地揭示了该时期体制转变的内在原因。

从“天下”到“主权”——从条约、传教看清末社会观念的变化

中国很早就具备主权的各项要素 ,但在极为优越的自我认同及王道观念下 ,将中国延伸为“天下”,阻碍了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理解 ,也使近代外交体系与国际关系迟迟未能形成。鸦片战争后 ,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和近代工业文明的双重夹击下 ,“条约”与“主权”的意识渐次萌生 ,并逐步从维护“天朝体制”转化为近代主权观念。

冲突法在条约冲突解决中的价值及实现路径——由澳大利亚烟草平装争端引发的思考

国际法的多样化及其扩展在当今世界愈加凸显。国际法发挥作用的场域已经从最初的外交领域,扩展至贸易、投资、环境、海洋、人权、知识产权等特定领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高度专业化、专门化的不同条约体制,构成了国际法碎片化发展图景的一部分,也带来了类型多样的条约冲突。本文从冲突法视角分析不同体制下的条约竞相适用导致的条约冲突难题。

晚清中国用条约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1876—1895)

明治维新后,中日双方围绕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废问题,展开外交斗争。为了使中朝宗藩关系取得国际合法性,清廷主动让朝鲜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后,又与朝鲜订立双边条约,从而使宗藩关系被纳入条约体系当中。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范式来实行“立约保藩”,导致表面的不平等转化为内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由于中国的实力的衰弱,无力反击日本的军事攻击,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彻底放弃中朝宗藩关系。

晚清湖北俄国茶商研究的三个问题

在中俄贸易史上,俄国一直试图通过建构中俄条约体制,不断扩展中俄贸易的边界。19世纪中叶以后,俄商终于成功突破边境小镇恰克图一口通商的局限,深入中国内地产茶区——湘鄂赣地区直接经营茶叶贸易。1860年,俄商伊万诺夫(Иванов)等即到汉口地区考察商务;1863年,俄商伊万诺夫、奥库洛夫(Окулов)和托克马科夫(Токмаков)三人在湖北崇阳产茶区率先创立了俄国茶贸洋行和制茶厂,直接制茶销茶。俄国茶商在制茶销茶的过程中,亲履茶区,与中国官、民发生频繁的地方层面的法律交涉。俄商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实践了不平等条约体制所赋予的在华权益,中国政府亦通过这种地方层面的交涉表达了对列强高压的有限抗争。就整体视野而言,俄商的经营活动无疑直接加速了湖北尤其是汉口地区的经济近代化历程。

论清朝对朝鲜政策的转变及评价

从1644年定都北京确立在全国的统治,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王朝的对朝鲜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644年(清顺治元年)至1882年(清光绪八年),此为第一阶段。固守朝贡体制的传统,对朝鲜的内政外交放任"向不过问",中朝两国维持着一种相对松散而又稳定的国家关系。1882年(清光绪八年)至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此为第二阶段。面对东西方列强的强大攻势,清王朝从维护传统起见,更为固守边疆安全考虑,逐渐改变传统习惯,对朝鲜的内政外交由过去的不干涉,变为渐趋严密的掌控。此期的中朝关系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宗藩关系。"天下观"的改变,新外交理念的孕生,儒家思想的自我调适,当是清朝对朝政策转变的三大重要因素。

“3.11”东日本大地震一周年之后日本社会的思想状况

"3.11东日本大地震"让我们反思的不仅仅是日本政府而是全世界对于核电以及核武器应该采取的态度,因为简单地将"3.11"和"8.15"联系在一起考虑蕴含着认识论上的危险。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大江健三郎所提到的"日本事实上的再度军备化"以及日本国民"对于美国核威慑力有效性的没有来由的信赖",重新思考"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体制"以及"日美原子力协定体制"。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警惕"由政官产学媒组成的五角形构筑的关于安全神话的童话"。"3.11"之后日本民主党政权越发趋于保守,而正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时期,构筑真正意义上东亚长期的可持续的生活和安全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实践是不可或缺且意义重大的。

17世纪初至1840年沙俄东侵对传统中国的冲击

沙皇俄国,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国家,伴随着其向东侵略的步伐,于17世纪开始与中国接壤。此时处于东亚传统封闭朝贡体制下的中国开始被动地与这个西方外来户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交往活动。沙俄的东侵,对中国传统的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外交思想、对外贸易等领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商人集团与中西关系建构——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体制的再认识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西关系体制,不应看做由一种清政府完全控制的静态的制度,而是在中西互动过程中经历了再建构的过程,西方商人集团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鸦片战争前的一段时期,广州中西贸易实际上处于中西共管的状态,代表西人利益的商会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来华西方商人及其团体,利用各种手段,对清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和规章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侵蚀。西方商人群体一再谴责和抨击的所谓"广州体制",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在他们的侵削下百孔千疮。这一群体在行动上和舆论上都为打破"广州体制"进行了诸多努力;同时,又尽量利用这一体制为自己谋求最大化的利益。史实表明,西方商人集团是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建构的决定性因素。

俄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从刻本史料看同治年间地方层面的中俄交涉

珍稀刻本史料《辩论阜通茶船被碰案》、《俄国孔总领事来函》,收录了同治年间通商口岸天津俄国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之间为解决华俄纠纷的往来信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俄地方层面的交涉概况。地方层面的交涉在国家层面交涉的结果———条约体制下运作,是中俄关系的基础组成部分。它不但具有独特的运作模式,而且条约体制中许多不平等的文本内容都必须通过地方层面的交涉才能落实。中俄双方在具体交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交涉原则差异体现了当时中俄两国在东亚区域内整体外交态势的差异。

清政府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适应初探——以清政府参与俄、朝遣返越境朝鲜人交涉为例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介入了朝、俄关于朝鲜人越境及遣返的交涉,两次派人赴俄同南乌苏里当局交涉,但不久后清政府退出了交涉。清政府介入遣返朝鲜人事务的原因,有维护边境安全的考虑,担心俄国借朝鲜人来蚕食中国领土,同时和朝贡制度的"惯性"也有一定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试图维持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在作为"外藩之首"的朝鲜身上表现明显。清政府退出遣返朝鲜人交涉,反映了在条约体系的冲击下清政府正在逐渐适应西方国际交往原则和规范。

鸦片战争

中国进入以条约体制为主体的国际新秩序,是力量对比悬殊下的被迫选择。在传统中国的制度结构内,社会位置的层级而非认知的价值决定了思想的传布。鸦片战争失利之后,觉醒者是少数,大多数士人依旧维持着体面的优容生活,恪守天朝上国浮华的自矜:“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U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提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尽管有林则徐、魏源等人初步的“开眼看世界”,积极采阅夷情,但经世致用思潮和探索西方的影响相当有限,停留于少数士绅的文字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