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中美条约关系的演变——从“搭便车”到“门户开放”

晚清时期,美国强行与中国建立条约关系,其演变发展有着明显的三个阶段,其中心是维持和扩展以机会均等为核心的条约权益。鸦片战争后,美国追随英国"搭便车"签订《望厦条约》,在获取同样特权的基础上,又在理论和实践上更进一步扩展和完善了这一不平等的新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美国调整了以往"独来独往"的传统,实行"合作政策",将自己的在华权益与各国的合作联系起来,从整体上协同中外条约关系。当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华矛盾趋于白热化,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其机会均等和维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等对华原则趋于国际化,逐渐转化为各国认可的共同政策,又在一战后以中国参与的公约形式完全纳入到中外条约关系之中。

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中的平等内容探析

晚清时期的中外条约关系具有畸形法律性质,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不平等属性之外,还附带某些平等属性的内容。其中整体性平等条约,分为综合性和具体事项两大类别,均在强权政治的大背景下昙花一现。各不平等条约中又有着平等性质的条款,在权利义务的约定方面,或给对方规定相应义务以维护中国的利益,或作对等规定予以中方某种权利。还有符合近代国家关系及其交往规则的条款,或承诺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或对国家间的交往方式和规则作了规定。另有司法互助、海难救助、中立性质等方面的条款。这些内容居于附属地位,未能改变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本质属性,但反映了中外关系的发展趋向。

近代中外战争与条约关系(上)

近代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侵华战争,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中外条约关系的建立和变化,与此有着不解之缘。条约关系产生和形成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充斥着不平等性质的内涵,体现了列强对华战争的本质。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强通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扩展并巩固和强化了不平等条约关系,具有种种新的特征,中国的主权则遭到空前的损害。在世界范围的国际战争背景下,伴随国际法的进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有利因素,不同程度地促使了条约关系从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转化,走向了新的格局,但仍含有不平等因子。战争与条约关系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所涉及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值得思考的启示。

近代中外战争与条约关系(下)

近代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侵华战争,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中外条约关系的建立和变化,与此有着不解之缘。条约关系产生和形成于两次鸦片战争,充斥着不平等性质的内涵,体现了列强对华战争的本质。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强通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扩展并巩固和强化了不平等条约关系,具有种种新的特征,中国的主权则遭到空前的损害。在世界范围的国际战争背景下,伴随国际法的进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有利因素,不同程度地促使了条约关系从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转化,走向了新的格局,但仍含有不平等因子。战争与条约关系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所涉及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值得思考的启示。

中外条约关系的酝酿及趋向

中外条约关系是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建立起来的,酝酿于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后产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国际法理论相互交融,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东印度公司专利权的取消,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要求。其内容,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化,从各个方面完善了这一要求。其方案不仅为第一批中外不平等条约,而且为其后的发展确定了基本方向。其手段,经历了从和平协商到诉诸暴力的过程,律劳卑事件推动英国朝野趋向于用武力建立条约关系。战争叫嚣为其付诸实施作了舆论准备,其中所涉国际法方面的辨白,又为这一行径作了理论准备和所谓"道义"上的支撑。酝酿过程中,英国的作为显示了一种理性与强权相混合的复杂趋向。

《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论》书评——兼论《中美商约》签订后的舆论反应

李育民教授的著作《近代中外条约关系刍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详实的史料,对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演变做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述,对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内涵、外延、性质;条约关系与国际关系、外交关系的联系;条约关系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作用等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并提出了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思考和研究趋向,是一部很有思想和价值的学术著作。《中美商约》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条约,签订之后即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略论晚清时期的中日条约关系

晚清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此种近代化是清政府在列强坚船利炮的逼迫下开始的。正是由于此种原因,中外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夷夏"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国际关系秩序取代了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的中外关系格局,条约关系成为中外关系的主要方面。与其他西方列强相比,中日之间的条约关系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它对中国的影响却不亚于其他列强。本文着重于中日条约关系的研究,揭示日本与中国订约的真实目的,以及近代中日条约关系的实质。

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历史转折

李育民、秦凌撰文《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历史转折》指出，不平等条约关系是清政府给中华民国留下的历史遗产，这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文明碰撞的结果，是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施以强权和暴力而形成的畸形关系。这一不平等条约关系，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在造成灾难的同时，不断孕育着制约它的各种因素。北京政府时期，

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

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秩序。后者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共主"观念,却在某种意义上是名实难副的虚幻构想,前者以国家主权概念和国际法原理为基石,却是作了调整的失衡的国际规范;后者旨在建立"守在四夷"的自卫架构,前者孜孜以求的是实际权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后者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交往形式上,将中外关系纳入到唯我独尊的天朝礼制之中,前者对中国实施"准统治权",体现了主权损害的实质内涵;后者践履"不治""字小"的王道德行,前者充斥"武力""凌弱"的霸道暴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秩序模式,其所秉具的内涵和特征,包含着种种复杂的成份和因子。

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

晚清时期,清政府在外国的强力压迫下,最终放弃传统的盟誓意识,完成从"要盟不信"到"以为信据"的转变,从传统的"怀柔远人"转向"以求两益",并逐渐看到国际法的重要性,进而主张"奉为圭臬",并产生挽回国家权益的思想,从"一劳永逸"趋于主动"预筹修约"。清政府逐渐形成条约关系观念,对外观念和意识有了很大改变。因既乏坚定决心,又无废约意识及整体修约筹划,且无法彻底摆脱传统观念,其挽回国家权益的努力收效甚微。

中外条约关系与晚清法律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建立的中外条约关系,打破了单一法律体制的局面,成为晚清法律变化的一个基本因素。条约规定与国内法规的相互转换,是法律变迁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显著的半殖民地特征,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制建设提供了借鉴。《大清律例》的些微修改,反映清政府法律变革的滞后,以及条约关系对晚清法律的双重影响。久已弃置的"八议"之法虽被再度启用,但终被取消,在中国法制史上结束了它的使命。条约关系促使清政府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律,建立较为完整的"中外通行"近代法律体系,同时又存在各种局限和弊端。

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的基本理论探析

条约关系是国际法主体之间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国际关系,具有规范性和质的规定性。其基本构成要素是条约,基本内容是缔约国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特殊的强制性规范。国际法与条约关系联系密切,其相关规范反映出传统国际法的诸多局限,核心在于不承认中国等东方国家享有同等权利。条约关系与外交和战争有着密切关系,体现了它的性质,是晚清国际关系规律和特征的典型反映。晚清中外条约关系反映了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其主体是不平等的。探析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深入认识这一关系及中国近代历史。

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的基本形态论析

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以一定的形式存在,与其内容即内在本质构成一个整体。条约名称和条约缔结程序,是与条约产生有着直接联系的外观形态,反映了这一关系形成中的内容性质及其初期阶段的某些特点。条约效力和施行方式,系涉及条约实施的外观形态,在更深的层面反映了条约的内涵属性。作为结构形式的条约类别,反映了中外条约关系的整体构成。其内容的类别及比重,反映了它的本质特征,以及中外关系的大体形貌。其他分类,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条约关系的概貌及其变化;国际公约的各种类别,体现了中国的诉求与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准条约"的各种类别,主要涉及经济事项,是条约关系的重要补充形式。上述基本形态呈现了晚清中外关系的各种面相,既具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属性,又引入了国际交往的近代模式。全面把握和深刻认识中外条约关系的基本内容,外在形式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与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开启了中外条约关系的新阶段,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在华建立了不平等条约关系,中国出现与朝贡关系并存的双重国际秩序格局。此后,这一双重格局被打破,朝贡关系完全被条约关系所取代。清政府并不自甘放弃独立主权地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尝试建立平等关系。这一趋向亦在甲午后被打断,中国成了东西列强共同压迫的对象,在更完整的意义上构建了不平等条约关系。甲午战争恰逢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时期,条约关系因此有了新的发展,增添了体现这一变化的新特权内容。战争充分暴露出清政府的衰弱,以及列强无视中国的霸道行径,对条约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既刺激了列强扩展在华权益的野心,又加深了这一不平等关系的危机。

早期英国政府关于建立对华条约关系的认知与尝试

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谋求以条约为手段建立对华外交关系。这一诉求始于商界,但将其付诸政治实践则是基于英国政府对中英关系条约化的认知。一方面,英国政府从国家利益及整个海外扩张战略考虑,认识到签订对华条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在华耶稣会士的描述和以往欧洲赴华使团的经历也让英国政府看到了与中国朝廷对话和签约的可能性。但中英两国世界观、文明观以及相关外交观念的差异,使双方缺乏建立条约关系的思想基础,无法实现彼此的对话与沟通;中国朝贡体制防范外夷的功能以及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质,亦使双方不具备订立条约的政治前提和经济动力。这决定了早期中英关系的条约化尝试必然以失败告终。

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的畸形法律性质论析

晚清中外条约所具有的国际法律性质不是正常的,而是畸形的和片面的。标榜国际法的西方国家,提出所谓"特殊国际法",其核心在于实施强权政治,否定一般国际法中的主权原则在中国和亚、非国家的适用。晚清中外不平等条约属"特殊国际法"范畴,是在武力强权的支撑之下形成的。奉行武力至上的列强,对国际法的进步原则作了"特殊的修改",在中国攫取种种特权。效法西方的日本继承了这一衣钵,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将这一强权逻辑推行到极致。在19世纪末的瓜分狂潮中,以"特殊国际法"为特征的传统国际法,其反动规则有了新的发展,而日本实则充当了这一新变化的始作俑者。

晚清时期日本与华条约关系的基本特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日本与中国建立条约关系,典型地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本质。以武力侵略为核心的"大陆政策"是其最基本的特点。这一关系经历了从平等到不平等的变化,其内在因素,既是"大陆政策"的必然要求,又是幕府时期国际关系秩序转换的深刻反映,还是日本将崇尚武力和自我中心的传统与西方强权政治结合起来的体现。在接受国际法理论的同时,日本奉行武力至上,又以国际法为弁髦,与其进步理论和规则背道而驰,具有显著的两面性。日本将自己摆在优越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地位,显示更为贪婪的本性。日本与华条约关系虽然建立较晚,但最险恶,危害最大,开启了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的新阶段。

管中窥豹,别有洞天——《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评介

北京大学郭卫东教授的专著《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弥补了《南京条约》中诸多模糊不清或议而未决的缺憾,推进了不平等条约制度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该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尽;以小见大,思路开阔;新见迭出,创获甚多。

试论近代中韩关系的建立(1895—1899)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中韩朝贡关系的结束。随后,中韩关系进入了韩国欲求独立自主,中国欲维持传统朝贡关系的矛盾局面,直到1899年《中韩通商条约》的签订和中韩公使级外交关系的确立,中韩近代关系才得以建立。这个过程是中韩关系由朝贡关系向近代条约关系转变的一个过渡阶段。

条约入宪基本问题研究

条约入宪,是指我国在宪法中就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关于条约被接受为国内法的方式,"条约入宪"等同于纳入式,而现有的"自动临时纳入"应提升为"自动永久纳入"。此外,需要正视"自动永久纳入"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并运用区分自执行与非执行条约、国内法在国内效力最高等一系列方法,使立法机关仍然切实掌握条约在国内适用的自主决定权。